by 陳玉翎 | 9 月 6, 2026 | 生活
不是每一次反對，都能靠多說幾句化解。先評估時間、信任與是否需要取得共識，才能決定繼續溝通、調整方案，或先完成自己有權決定的事。
辨認說服需要的條件
人與人相處就是這麼奇妙，當你們彼此之間信任不再的時候，你說再多也沒有用，因為對方沒有想聽，更不可能讓你說服，最終就是徒勞無功。但，是不是真的只能如此，那倒是不大一定。首先，請先盤點你有多少時間的餘裕，可以跟對方在這一局裡耗費說服的時間，而且多次，甚至不確定能不能說服成功。
如果你盤點後，認為你有時間的餘裕，那真的不急，慢慢說明，從了解對方與立場開始，找到切點、爭取信任與專業認同，我想你會擁有說服成功的機會。
把有限的心力用在有幫助的行動
但，如果盤點後發現，你沒有足夠的時間，更沒有餘裕等待，有時候得一鼓作氣在某些條件下，你是不需要對方同意或允許時，花時間說服，不如趕快出發去拿成果，用事實說話，有些人對於願景保持觀望，此時只有拿回事實成果，讓對方眼見為憑，自然相信。
另一種狀況是，可能不是說服，而是再三提醒還耳提面命，怎麼說都沒聽進去，這種最常發生在小孩與父母之間，遇到此情況，唯有放下，讓他們親自體驗，在安全、可承擔的範圍內練習選擇，再一起回顧經驗。
你的能量很珍貴，評估後，讓能量花在值得的人身上！
by 陳玉翎 | 9 月 6, 2026 | 生活
氣頭上的一句話，可能讓原本可談的事情更難收拾。先整理情緒與事實，再約一個能好好說話的時刻，是讓關係繼續走下去的練習。
急著表態之前，先停一下
很多時候，不是你說錯了什麼，而是你說話的時間點沒抓對。有份量的人，不急著情緒上頭就表態，而是選在對的時機、對的人、用對的方式，把該說的話說出去。因為他們知道——說話的時機、脈絡、氣氛，才是讓話有分量的背景。
情緒上來人之常情，我們誰不是？但說話一旦被情緒控制，就不是成熟的對話，而是自己跟自己過不去。當你在氣頭上說話，其實你只是在意：「我現在這句話說出去，有沒有讓我感覺比較爽？」
不是為了解決問題，不是為了讓對方聽懂，更不是為了走得長遠。有時候對方脾氣也上來了，本來可以合作得不錯的，結果因為一時情緒，就撕破臉。關係變質、合作斷線，有時不是因為不合，而是因為「氣話」太多。
把對話帶回具體事實與下一步
更難的是氣話出口後的後悔。你可能心裡會反覆問自己：「我為什麼又控制不了？我根本不想傷人，我只是當下情緒太重了。」那種愧疚，不是任何人可以替你消化的。
但說真的，沒有人能幫你練情緒管理，那是自己的課題。當你開始真心希望合作走得久、關係不被破壞、彼此能達到共贏的時候，你才會有意識地練習收住，不是壓抑，是選擇更適合的字句或時間說。
你會知道，有些話，不是現在說，而是等到氣散了、資料齊了、雙方都回到理性了再談，效果會完全不同。像這樣說：「我知道這件事讓人不爽，但我們先收集狀況，等明天下午，我再找你談怎麼修。」這種話，才能壓得住場，也保得住人。
因為屢次氣話後，耗損的不只是彼此的信任，也是你自己的心力。走不遠，也成不了事。人生要走長路，話就得說在點上，不是在氣頭上。
壓得住情緒，說的話才壓得住場。
by 陳玉翎 | 9 月 6, 2026 | 生活
被否定的時候，委屈往往比道理更早出現。回頭整理那些碰撞，我想學會的，是分辨有用的回饋與傷人的表達，替下一次行動找回力量。
先接住受挫的自己
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這句話讓我想起工作裡那些被否定的時刻：提案不被接受、努力沒有達到期待，甚至聽見很不好受的評語。
受挫當下的委屈，需要被承認。批評有時包含值得參考的訊息，但傷人的表達不會因為被稱為磨練就變得合理，我們也不必感謝每一次不當對待。
把回饋轉成可以調整的方向
等情緒有些空間後，我會試著拆開來看。對方指出的是方向、資料還是方法？有哪些能具體調整？哪些只是情緒化的評價，可以不放進對自己的定義？
我把這個過程比喻成練習心裡的肌力。不是要自己變得不痛，而是在碰撞之後，仍能找回判斷與回應的餘裕；需要支持時，也願意開口。
讓理想接近現實，需要方法，也需要照顧自己。把力氣用在值得調整的地方，下一次前進才會更有底氣。
by 陳玉翎 | 9 月 6, 2026 | 生活
長期把自己的需要放到最後，容易讓付出累積成失落。願意說出渴望、討論如何互相支持，能讓關係容得下兩個人的生活。
看見那些被放到最後的需要
當我們以「委屈自己」來換取愛，常常悄悄地，把自己的夢想與需求，排到了最後。心裡可能還說服自己：這樣做，是為了讓關係好好地走下去。但時間久了，那些沒有被看見的渴望，會在某一刻悄悄浮出水面，提醒著你，愛不該是單方面的讓步。
真正健康的親密關係，不是誰去遷就誰，而是我們願意一起成長，一起變好。或許節奏不會一樣，但總有辦法一起討論出能夠互相砥礪求進步的方式，誰在前面衝刺，誰就在後面支持，又或者一起衝刺，不怕比較和競爭，也珍惜彼此身上值得欣賞的地方，讓支持有來有往。
把犧牲改成可以商量的支持
或許你可以從一個小小的練習開始：每個月安排一件「只為自己做」的小事。無論是看一場期待很久的展覽、花時間閱讀一本心動的書、還是獨自去海邊散步，這不是自私，而是找回自己價值的一種方式。
也許，還能在某個溫柔的時刻，和對方討論：「我們怎麼做，可以彼此支持，而不是互相壓抑？」這樣的對話，不是責備，而是邀請，一起把關係活成雙方都喜歡的模樣。
因為，真正的愛，是我們都有能發光的地方。
成全彼此的夢，而不是犧牲自己去成全關係。
by 總編輯 | 4 月 3, 2026 | 生活
一位髮型師，為什麼會帶著剪刀走進台灣部落與尼泊爾山村？Ivy 的故事，從熟悉的髮廊延伸到登山與偏鄉義剪，也在生病後重新思考工作的意義。這次專訪沿著她走過的路，看看一門手藝如何成為與人相遇的方式。
一把剪刀，走過百岳與異鄉，她用技藝為世界留下溫度
冬日午後，Ivy坐在錄音室裡，說起那雙翻山越嶺來領物資的尼泊爾老人的腳，她的聲音微微沉下去。「他們穿夾腳拖，有的打赤腳，彎著腰，背著三四十公斤的米，走在滑溜溜的山路上。」她說，「我連登山鞋都滑倒了。」說到這裡，她停頓片刻。那一刻的安靜，勝過千言萬語。
經歷兩次手術後，重新理解義剪的意義
2024年，Ivy在五個月內接連開了兩次大刀。
她一向是那種讓人放心的人，爬百岳、跑半馬，身體底子扎實，生活過得有聲有色。然而病痛不問資歷，也不管你的身體有多健壯。兩次手術之後，她躺在病床上，腦子裡轉的不是髮廊的業績，也不是下一趟登山計畫，而是一個安靜卻巨大的念頭：「醫生把我救活了，但那些一出生就生病的孩子怎麼辦？」
病癒後不久，她得知一位相識十餘年的客人，有一個自閉症的孩子。她問對方：「那邊的孩子有沒有需要剪頭髮？」客人眼神一亮，說：「你願意去嗎？那裡有十幾個孩子。」
Ivy帶著剪刀去了。幫孩子們一個一個剪，眼眶一次一次含著淚。「活下來的意義，就在那個當下。」她說這句話的時候，語氣平穩，卻有一種歷劫歸來的重量。
這不是她第一次用一把剪刀去改變別人的一天。事實上，她已經這樣做了很多年。
從髮廊走向偏鄉：登山與義剪改變生活重心
Ivy是台灣知名的髮型師，在業界有一席之地，髮廊開在精華地段，客戶絡繹不絕。然而她同時也是一個愛山的人，她爬百岳，也帶著剪刀進入台灣偏鄉的原住民部落，幫山上的孩子和老人義剪。
問題在於，她每次從山上下來，都越來越難回到原本的生活節奏。
「我回到髮廊，卻發現我抽不回來。」她說，「我一直在看行事曆，下個月哪個部落有活動。」那種失魂，不是不愛工作，而是心已經被另一件事填滿了。山上的孩子剪完頭髮後摸著自己頭髮的笑臉、老人家行動不便卻依然撐起一個笑容，那些畫面像磁鐵一樣把她往外拉。
她開始意識到，自己沒有照顧好員工，也沒有辦法心無旁鶩地留在原來的位置上。加上疫情期間一次泳渡日月潭後的確診，加上一些說不清楚的人生疲憊，她做了一個衝動的決定：飛去尼泊爾，一個人，兩個月。
「我不會英文，什麼都很臨時。」她說，「今天見了面，晚上就買機票。」
促成這趟旅程的，是一個在臉書上當了三年網友、從未見過面的台灣女子。對方嫁給尼泊爾嚮導，長居當地。疫情解封那天，Ivy剛好看到她的貼文出現在動態牆上，直接打電話過去。一個小時後，兩人約出來見面；再過一個小時，尼泊爾的行程輪廓已經成形。
那趟旅程，她完成了聖母峰基地營健行，也在孤兒院、窮人家、田埂邊幫人剪頭髮。第一次在尼泊爾的農村動剪刀，是在一塊田裡——踩在泥土上，對著一個不知道眼前這個外國女人是誰的村民，一刀一刀剪下去。沒有圍巾架，沒有洗髮台，只有陽光和風。
隔天，整個村子的人都來了。
把登山與公益放進同一趟尼泊爾旅程
回到台灣後，Ivy在社群上分享了她的所見所聞。朋友們問：「可以帶我去嗎？」她說：「我又不是旅行社。」但她想了想，還是答應了。
於是一種獨特的行程誕生了：爬山，加上深入村落做公益。嚮導負責帶路，她負責聯繫義剪，朋友們各自帶著自己能貢獻的東西一起去。最實際的貢獻，是每個人在買機票的時候順便加購一件托運行李，多帶23公斤的二手衣物或物資進山。
「公益從買機票那一刻就開始了。」她說。
帶著物資進到尼泊爾的偏遠山村，Ivy看見來領物資的老人，有人穿夾腳拖，有人打赤腳，背著木框架，裝著幾十公斤的米，從翻過好幾座小山走來。她說，她在台灣義剪這麼多年，以為自己見過很多，沒想到還是當場眼眶發紅。
她的嚮導對著同行的台灣朋友說了一段話，她記到現在：「在台灣，捐贈物資是很容易的事。但在我們這裡，是不可能的事。這些孩子長大以後，可能不會記得你們的臉，但他們一定會記得，在他們讀書的過程中，曾經有一群台灣人來過這裡。」
Ivy說，聽完那段話，她告訴自己，一定要再回來。
五十歲，是一個重新看清楚的年紀
採訪進行到後段，Ivy提到自己今年五十歲。她說得很平靜，甚至帶著一點笑意。
「我不想等到六十歲才去做這件事，那時候肌肉可能越來越弱了。」她說，「我現在已經很清楚知道自己要幹嘛。以前看到東西覺得還好，現在看到什麼都很有感情。」
兩次大手術、一趟尼泊爾、幾年在台灣和異國偏鄉之間往返的歲月，把她打磨成一個更清楚自己是誰的人。那個曾經坐在高級髮廊裡、對著台北市中心窗外發呆、不知道為什麼心裡有個地方填不滿的髮型師，現在知道那個空缺叫什麼了。
她說，爬山的人回來都會做一個選擇，叫做「決定放過自己」。但她也說，在那麼高的山上，根本沒有空思考什麼人生哲學，你只能確保每一步都有喘上來，每走五步就要停下來。「晚上我都在跟自己的身體道歉，說對不起你再撐一下，明天就要攻頂了。」
那種與自己的身體赤裸裸對話的經驗，讓她回到平地之後，更能辨認什麼是真正重要的。
一把剪刀，可以剪出一個人臉上的笑容，也可以剪斷一段說不出口的距離。Ivy用她的技藝走過台灣的山與尼泊爾的雪，走進一個又一個她本來不屬於的地方，然後發現，那些地方才是她真正的位置。
她不是在告訴你應該放棄什麼，而是在示範一件事：當你帶著自己真實的能力走向真實的需要，生命就會開始有了回聲。
by 總編輯 | 4 月 3, 2026 | 生活
如果大人畫完理想世界後，孩子只能拿剩下的蠟筆作畫，會畫出什麼樣的未來？長期投入溫室氣體管理的楊伊萍，用這個親子活動談永續，也分享自己在政府、企業與教育現場之間的溝通經驗。這篇專訪把氣候議題拉回日常，邀請我們思考：今天的選擇，會為下一代留下什麼。
國小放學後，她沒有跑去玩耍，而是召集巷弄裡的小朋友，神情嚴肅地告訴大家：「姐姐跟你們說一件很重要的事，你們出門一定不要被太陽曬到，因為臭氧層破了一個洞，你們會被紫外線射死。」
這個女孩，後來念了環境相關科系，在溫室氣體管理領域深耕超過二十五年，訪談時擔任臺灣氣候未來協會理事長——楊伊萍。那個從小就對地球「驚嚇感」異常靈敏的孩子，花了大半輩子試圖把這份驚嚇，翻譯成每一個普通人都能聽懂的語言。
在政府與企業之間，把氣候議題說清楚
「我的角色其實很像一個翻譯，把政府的話跟企業的話做橋樑，讓大家了解彼此在什麼位置。」
楊伊萍這樣介紹自己，語氣輕描淡寫，但她接著說的那個比喻，卻透露出這份工作的真實處境。她說，做翻譯的人很容易死在路邊——兩邊立場不同，中間傳話的人不但要精準抓住核心資訊，還得確保雙方都收到了真正有用、能繼續推進的東西，而不是讓任何一方感到被冒犯或被誤解。
從業二十五年，楊伊萍見過企業說她像是在「說政府語言」，也見過政策圈對民間溝通的不耐煩。但她始終留在這個縫隙裡。當她面試新進同仁時，第一個問題永遠是：「你相信氣候變遷嗎？你真的認為是人類排放溫室氣體導致了氣候變化嗎？」
不是為了篩選答案，而是想知道這個人如何看待這份工作的意義。「因為不管相不相信，我們在做溫室氣體管理這件事情上，這個動作本身是無悔的。」
她說這句話的時候，語氣平穩得像一個已經想通了很多事的人。
蠟筆用完了，孩子只能拿剩下的顏色畫畫
整場對談裡，楊伊萍說了一個讓人久久無法忘記的故事。
在某個環境教育的親子活動中，主辦單位先讓父母進入教室，每人發一盒十二色蠟筆，請他們畫出「心中理想的美好世界」。大人們認真作畫，藍色的天空、綠色的草地、黃色的太陽，漂亮的顏色全數派上用場。等他們完成後，孩子走進同一間教室，坐在同樣的位置，面對同樣的任務——但他們手中的蠟筆，只剩下爸爸媽媽用過的殘色：咖啡、灰、黑。
「當爸爸媽媽看到孩子畫出來的圖，他們才意識到，自己在畫那張漂亮的畫的時候，已經把所有好看的顏色用完了。」
這就是永續。不是一個遙遠的政策名詞，不是企業報告裡密密麻麻的指標，而是：我們這一代人正在把所有鮮豔的顏色塗光，留給孩子的，只有剩下來的那幾根。
楊伊萍說，人類過去的經濟模式，像是廣大草原上的牛仔——土地無限寬廣，養越多牛賺越多，資源取用不盡。但現在我們必須改變心態，像太空人一樣思考：這艘太空艙就這麼大，食物、空氣、排泄物，全部在裡面，一樣都逃不掉。「我們逃不出地球這個位置，所以所有能用的東西，其實早就定量了。」
永續，說穿了，就是不能把未來人類要用的資源，在我們這一代就勇敢地耗盡。
從溫度變化到能源使用：氣候如何走進日常
很多人對氣候變遷的印象，還停留在二十年前的新聞畫面：北極熊站在快要融化的浮冰上，茫然地張望。
楊伊萍理解這種距離感。她說，全球平均溫度增加兩度攝氏，聽起來微不足道，「我早上跟下午就差兩度了」，甚至台北跟高雄的年平均溫差也大概是這個數字。但問題是，這個兩度的差距，正在讓台北緩緩走向高雄的氣候，讓整個島嶼的外套季節愈來愈短，讓農業帶、物種分布、極端天氣事件全部悄悄位移。
話題接著轉向能源。楊伊萍提醒，理解減碳的困難，需要看見現代生活對能源的依賴。「工業革命讓機器代替了人力跟獸力，機器要動需要能源，所以我們整個現代文明都仰賴能源。你今天連十五分鐘斷電都不行，更何況要求全球減少碳排放。」
這也是為什麼氣候談判如此艱難——已開發國家先排了幾百年的碳，享受了工業化帶來的富裕，卻要求開發中國家不准燒煤、不准發電，這在道義上從來站不住腳。她也談到巴黎協定與各國減碳承諾，認為讓不同立場願意持續對話，本身就是重要的一步。
「難得人類全體可以達到一個共識，我非常樂見這件事。」楊伊萍說，語氣裡有一種歷盡曲折之後才生長出來的樂觀。她比了個例子：二十年前手機只能講電話，二十年後因為人類把資源與智慧全數投入，整個移動網路世界徹底改變。「此刻我們就站在那個轉捩點上，當所有的人都開始在乎這道題，改變就會來。」
讓知識長腳，走進每間教室
她回憶，協會成立時，自己和幾位研究所的同學、在職場相遇的夥伴，一起成立了臺灣氣候未來協會。名字是她想的，她說，「氣候變遷」讓人覺得是環境的事、跟自己無關；「氣候未來」，卻跟每個人的未來綁在一起。
協會最初的核心任務，是培育學校教師成為氣候知識的種子教師。她們這群人，各自在再生能源、碳管理、環境政策等不同領域深耕多年，深知一般民眾與學校課堂最缺的不是資訊量，而是「有人把這些事情說清楚」。
「資源回收大家都知道，可是環保能做的事情不只這樣。」楊伊萍希望，老師在課堂上談到氣候時，能有更多元、更貼近現實的素材，而不只是一張北極熊照片和一段海平面上升的統計數字。協會也嘗試以自媒體形式製作氣候知識內容，設計適合教學現場使用的教案，讓這些知識真正長出腳，走進每一間教室。
只是這三年，ESG浪潮席捲各行各業，所有相關領域的專業人士全數被捲入企業諮詢、法規應對的洪流，協會的教育理想不得不暫時放慢步伐。「我們最近的生意太好了，」她說，語氣裡有幾分苦笑，「大家都沒有多餘的時間跟力氣再多做教育的部分。」
但她沒有放棄那個方向。因為她知道，最終決定這個時代往哪裡走的，不是幾份政策文件，也不是幾個企業承諾，而是無數個普通人，是否真正理解了那盒蠟筆的故事。
楊伊萍說，即便全人類努力達標，把溫度控制在不超過攝氏一點五度，我們留給未來的地球，仍然是一個比工業革命之前更熱、更脆弱的星球。我們已經把那幾根最鮮豔的蠟筆，幾乎用盡了。
但她還是每天繼續翻譯。繼續站在政府與企業之間，站在專業知識與普通人的理解之間，把複雜的事說得簡單一點，把遙遠的事拉得近一點。
因為孩子走進教室的那一刻，手裡能剩下幾根蠟筆，還沒有完全定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