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總編輯 | 4 月 3, 2026 | 生活
一把剪刀，走過百岳與異鄉，她用技藝為世界留下溫度
冬日午後，Ivy坐在錄音室裡，說起那雙翻山越嶺來領物資的尼泊爾老人的腳，她的聲音微微沉下去。「他們穿夾腳拖，有的打赤腳，彎著腰，背著三四十公斤的米，走在滑溜溜的山路上。」她說，「我連登山鞋都滑倒了。」說到這裡，她停頓片刻。那一刻的安靜，勝過千言萬語。
生病，才看見活著的重量
2024年，Ivy在五個月內接連開了兩次大刀。
她一向是那種讓人放心的人，爬百岳、跑半馬，身體底子扎實，生活過得有聲有色。然而病痛不問資歷，也不管你的身體有多健壯。兩次手術之後，她躺在病床上，腦子裡轉的不是髮廊的業績，也不是下一趟登山計畫，而是一個安靜卻巨大的念頭：「醫生把我救活了，但那些一出生就生病的孩子怎麼辦？」
病癒後不久，她得知一位相識十餘年的客人，有一個自閉症的孩子。她問對方：「那邊的孩子有沒有需要剪頭髮？」客人眼神一亮，說：「你願意去嗎？那裡有十幾個孩子。」
Ivy帶著剪刀去了。幫孩子們一個一個剪，眼眶一次一次含著淚。「活下來的意義，就在那個當下。」她說這句話的時候，語氣平穩，卻有一種歷劫歸來的重量。
這不是她第一次用一把剪刀去改變別人的一天。事實上，她已經這樣做了很多年。
從高級髮廊到偏鄉山路，那條回不去的路
Ivy是台灣知名的髮型師，在業界有一席之地，髮廊開在精華地段，客戶絡繹不絕。然而她同時也是一個愛山的人，她爬百岳，也帶著剪刀進入台灣偏鄉的原住民部落，幫山上的孩子和老人義剪。
問題在於，她每次從山上下來，都越來越難回到原本的生活節奏。
「我回到髮廊，卻發現我抽不回來。」她說，「我一直在看行事曆，下個月哪個部落有活動。」那種失魂，不是不愛工作，而是心已經被另一件事填滿了。山上的孩子剪完頭髮後摸著自己頭髮的笑臉、老人家行動不便卻依然撐起一個笑容，那些畫面像磁鐵一樣把她往外拉。
她開始意識到，自己沒有照顧好員工，也沒有辦法心無旁鶩地留在原來的位置上。加上疫情期間一次游永度日月潭後的確診，加上一些說不清楚的人生疲憊，她做了一個衝動的決定：飛去尼泊爾，一個人，兩個月。
「我不會英文，什麼都很臨時。」她說，「今天見了面，晚上就買機票。」
促成這趟旅程的，是一個在臉書上當了三年網友、從未見過面的台灣女子。對方嫁給尼泊爾嚮導，長居當地。疫情解封那天，Ivy剛好看到她的貼文出現在動態牆上，直接打電話過去。一個小時後，兩人約出來見面；再過一個小時，尼泊爾的行程輪廓已經成形。
那趟旅程，她完成了聖母峰基地營健行，也在孤兒院、窮人家、田埂邊幫人剪頭髮。第一次在尼泊爾的農村動剪刀，是在一塊田裡——踩在泥土上，對著一個不知道眼前這個外國女人是誰的村民，一刀一刀剪下去。沒有圍巾架，沒有洗髮台，只有陽光和風。
隔天，整個村子的人都來了。
不是旅行社，是一個帶著剪刀的邀請
回到台灣後，Ivy在社群上分享了她的所見所聞。朋友們問：「可以帶我去嗎？」她說：「我又不是旅行社。」但她想了想，還是答應了。
於是一種獨特的行程誕生了：爬山，加上深入村落做公益。嚮導負責帶路，她負責聯繫義剪，朋友們各自帶著自己能貢獻的東西一起去。最實際的貢獻，是每個人在買機票的時候順便加購一件托運行李，多帶23公斤的二手衣物或物資進山。
「公益從買機票那一刻就開始了。」她說。
帶著物資進到尼泊爾的偏遠山村，Ivy看見來領物資的老人，有人穿夾腳拖，有人打赤腳，背著木框架，裝著幾十公斤的米，從翻過好幾座小山走來。她說，她在台灣義檢這麼多年，以為自己見過很多，沒想到還是當場眼眶發紅。
她的嚮導對著同行的台灣朋友說了一段話，她記到現在：「在台灣，捐贈物資是很容易的事。但在我們這裡，是不可能的事。這些孩子長大以後，可能不會記得你們的臉，但他們一定會記得，在他們讀書的過程中，曾經有一群台灣人來過這裡。」
Ivy說，聽完那段話，她告訴自己，一定要再回來。
五十歲，是一個重新看清楚的年紀
採訪進行到後段，Ivy提到自己今年五十歲。她說得很平靜，甚至帶著一點笑意。
「我不想等到六十歲才去做這件事，那時候肌肉可能越來越弱了。」她說，「我現在已經很清楚知道自己要幹嘛。以前看到東西覺得還好，現在看到什麼都很有感情。」
兩次大手術、一趟尼泊爾、幾年在台灣和異國偏鄉之間往返的歲月，把她打磨成一個更清楚自己是誰的人。那個曾經坐在高級髮廊裡、對著台北市中心窗外發呆、不知道為什麼心裡有個地方填不滿的髮型師，現在知道那個空缺叫什麼了。
她說，爬山的人回來都會做一個選擇，叫做「決定放過自己」。但她也說，在那麼高的山上，根本沒有空思考什麼人生哲學，你只能確保每一步都有喘上來，每走五步就要停下來。「晚上我都在跟自己的身體道歉，說對不起你再撐一下，明天就要攻頂了。」
那種與自己的身體赤裸裸對話的經驗，讓她回到平地之後，更能辨認什麼是真正重要的。
一把剪刀，可以剪出一個人臉上的笑容，也可以剪斷一段說不出口的距離。Ivy用她的技藝走過台灣的山與尼泊爾的雪，走進一個又一個她本來不屬於的地方，然後發現，那些地方才是她真正的位置。
她不是在告訴你應該放棄什麼，而是在示範一件事：當你帶著自己真實的能力走向真實的需要，生命就會開始有了回聲。
by 總編輯 | 4 月 3, 2026 | 職場
從基層業務到雜誌主管，一個「大I人」如何在三明治裡活出自己的原則
「你知道嗎，我連想抱怨都覺得浪費時間。」
Pei說這句話的時候，語氣裡沒有委屈，反而帶著一種歷經磨練之後的篤定。她從企劃做起，轉戰業務，一路走到雜誌媒體的業務主管位置。旁人眼中，她是談判桌上身段柔軟、卻從不失守原則的那種人；她自己知道，這一切不是天生，而是在無數個上下夾擊的當下，一次次硬撐出來的。
企劃魂附身的業務人
很少人知道，在Pei的業務名片背後，其實藏著一個深根十多年的企劃靈魂。
「我以前什麼都自己做，記者會的活動、道具、腳本、媒體購買，一條龍把它跑完。」她回憶起早年做企劃的日子，語氣裡有掩不住的懷念。那種從零到一、全程掌控的感覺，深深刻在她的性格底層，她說那叫「使命必達」，也可以直接叫做「控制欲」。
轉做業務之後，她意外發現，這份工作給了她企劃時代得不到的東西——直接面對人。「業務可以遇到非常多不同產業的客戶，你可以聽到他們的故事，看到成功人士背後的心路歷程。我喜歡這些。」過去企劃的idea必須透過業務這道關口才能抵達客戶，如今她自己就站在第一線，想法不需要翻譯，直接賣出去，「那種爽度很高」。
然而，企劃人做業務，最大的挑戰不是不懂銷售，而是學會放手。過去一個人就能決定的事，現在必須透過跨部門整合，仰賴內部企劃、外部資源，在無數個溝通節點裡找到平衡。「這個轉譯的過程，對我來說花了很多時間去適應。」她坦承，但也正是這段適應，替她日後走上管理職，悄悄打好了地基。
「業務要同時對客戶、對內部、對外部溝通，這三件事加在一起，其實就是主管每天在做的事。」她說，好像突然明白，那些年的跨部門磨合，從來都不是浪費。
三明治裡的中間人
有一年，Pei在一場主題為「三明治世代」的論壇上，第一次把自己的處境說清楚。
「我覺得我們這個世代，不管是家庭還是工作，一直都是三明治。家裡有上有下，公司也有上有下。」她說得雲淡風輕，但那句「一直always被夾在中間」，聽起來並不輕。
中階主管的困境，從來不只是管理技術問題。對上，要揣摩老闆的思路，完成目標，還要在目標達不到的時候，誠實說明解方和反省；對下，要帶著不同性格、不同世代的人往前走，還要在他們失守的時候，替他們扛起那個缺口。「當你的人出去打仗，如果他攻不下來，主管就是要去幫他攻城。」Pei說，這不是軟弱，這是責任，是她對「團隊」這兩個字最真實的詮釋。
讓人意外的是，這樣一個每天穿梭於向上向下之間的人，骨子裡其實是個「大I人」——極度內向，所有能量都消耗在與人交流上。「我把所有精力都用在客戶服務和團隊溝通，還要再花心力向上經營關係，對我來說耗能非常大。」她停頓了一下，「管理老闆其實我還可以，但要跟他日常相處，才是我最難的部分。」
然而她沒有因此逃避。她學會了一套與上位者共處的務實哲學：目標達到了，讓他知道；達不到，告訴他你的解決方案；連解決方案都沒有，至少讓他看到你從這次失敗裡學到什麼。「他們想聽的，其實就是這個。」
原則之內，才有真正的包容
談到如何帶領年輕一代的業務，Pei先是笑說自己因為有孩子，對流行梗句和社群文化還算跟得上，「距離不算遠」。但她很快話鋒一轉，說到了她最在意的事：原則。
「我是一個充滿人文關懷的業務，我不是那麼目標導向，但這是我的責任。」她說，業務工作對她而言從來不是純粹追數字，而是一種承諾。正因如此，她對底下的人要求的也不只是業績達標，而是「在追逐過程中，你有沒有真的經歷過什麼」。
沒有達標，她可以接受。但躺平、不努力、對客戶沒有責任感，她不行。她舉了一個真實發生的例子：客戶緊急出狀況，某個業務下班後完全不回應，隔天她直接找來面談，「我告訴他，如果你家失火，你會接電話嗎？那客戶的事，你有沒有放在心上？」
有人因此改變了，有人依然覺得「反正你也解決了」。對後者，她沒有留情，直接提出分開合作，「不是懲罰，是我對我的客戶也有責任，我不能讓客戶被這樣對待。」
面對上下世代之間關於「下班」與「責任感」的巨大分歧，Pei不是沒有困惑過。她理解年輕世代有自己的生活價值觀，她也承認那不一定是錯。但她更相信一件事：「如果事情沒做完，時間到了就登出，這件事如果成為常態，這間公司，甚至這個國家，還有競爭力嗎？」這句話說出口，她自己也沉默了一下。
那沉默裡，藏著一個中間人的掙扎——她夠理解年輕世代，卻又無法完全放下對「責任」這件事的執念。
夾久了，反而看得更清
訪談接近尾聲，Pei說了一句讓人回味的話：「現在我還是會抱怨，但抱怨的量少很多了。因為你會先去解決事情，等你解決完回頭，有時候那個抱怨已經可以一笑置之了。」
這大概就是三明治裡的人，慢慢修煉出來的本事。不是不痛，而是把痛轉成了行動；不是沒有委屈，而是委屈還沒說完，下一個問題又來了。
夾在中間的人，常常是最辛苦的，卻也往往是最能看清楚上下兩端的人。他們練就的，不只是溝通技術，而是一種能同時站在不同位置思考的能力。
Pei說她習慣了。但那個習慣，不是麻木，是一種選擇——選擇繼續站在那個最費力的位置上，用原則撐出空間，用包容留住人，用責任感，對抗這個越來越傾向「隨時登出」的時代。
by 總編輯 | 4 月 3, 2026 | 職場
當所有人都在等待被誇獎，誰來告訴你真正的自己在哪裡？
她聲音沙啞，說是特地打了針才能來錄音。見面的第一句話，她就帶著笑說，「為了帶給大家歡樂，我也是拼了。」這就是Jingle，一個在職場摸爬滾打多年、見過各種人性面貌的資深工作者。她不說教，卻處處是洞見；她不煽情，但話語裡有一種讓人靜下來的力量。那天，她從一個職場群組的故事開始聊起，說著說著，卻說出了一整個世代的心理困境。
誇誇群的誕生，是一個時代的縮影
Jingle有一段時間在一家公司工作，同事們自發成立了一個群組，名字叫「誇誇群」。
「不是普通地稱讚，」她說，「是很認真、很細緻的那種。你今天做了A這件事，要說你好棒；B這件事雖然有一點不妥，但B之一、B之二你真的也很棒。要到那麼細。群組裡只有愛與和平，不能有任何批評。」
她說這件事時，語氣裡帶著幾分好奇、幾分感嘆。不是嘲諷，而是真的想搞懂，為什麼這一代人會需要這樣一個群組才能撐下去？
後來她做了一些功課，也聯想到海外工作時看到的類似現象，漸漸拼湊出一個脈絡：這一代年輕人，從小被捧著長大。他們的父母，是被打罵長大的那批人，長大後立誓絕對不重蹈覆轍，於是教育方式大幅翻轉，不打、不罵、正向鼓勵。學校跟進，老師深知批評太重可能惹來家長投訴，只好處處鼓勵、輕描淡寫地帶過失敗。
「他們是吃誇獎長大的，」Jingle說，「問題是，所有的誇獎都是從外部給的。爸媽給、老師給、同學給。他從來沒有機會練習誇獎自己，因為還沒開口，外面就已經送進來了。」
這句話像一把鑰匙，把整個現象的門鎖給打開了。一個人如果從來沒有練習「自我肯定」，等到父母老了、老師遠了、社會的鐵拳真實打過來，他當然不知道該怎麼辦。誇誇群，不過是這個缺口在職場裡的延伸。
玻璃心的背後，是從未被建立的安全感
進入職場之後，這種從外部填充的自我認同開始出現裂縫。
Jingle觀察到一種很典型的模式：有些年輕人覺得自己在部門裡舉足輕重，開始代替主管發言，告訴同事「主管的意思是這樣，你們最好聽我的」。等到同事去求證，才發現根本不是那麼一回事。那個人並沒有意識到自己在扭曲訊息，他只是太渴望自己是重要的那個人，久而久之，渴望化成了幻想，幻想又被當成了事實。
「他覺得這個部門沒有他就會垮，」她說，「所以當主管找別人支援，他馬上陷入恐慌，覺得自己被取代。但問題是，主管根本不知道他在想這些。所有的焦慮，都是他自己製造出來的。」
她的一位心理諮商朋友曾說過一句話，Jingle一直記著：「安全感是自己給自己的，信任感才是別人給你的。」這兩件事搞混了，人就會永遠活在向外索取的迴圈裡。你向外要認同、要肯定、要被看見，但那些東西沒有人有義務一直供應給你。
當外部的肯定不再源源不絕，有人會開始反思，把碎掉的玻璃心一片一片撿起來，弄清楚每一塊破碎的原因。但更多時候，人選擇的是另一條路——找人怪罪。主管、同事、環境、星座，最後找到一個萬用的答案：「都是原生家庭的錯。」
Jingle說這段話時帶著笑，但笑聲裡有種清醒的悲涼。「找人怪很舒服，可是以長期來講，這樣的心理狀態不會讓你變快樂。不快樂的能量，只會吸引到同樣不快樂的人。你就永遠在那個迴圈裡繞。」
謙虛不是退讓，是看清自己真實的位置
聊到後來，話題轉向了一個更現實的命題：你到底值多少？
「沒有一間公司，會因為少了你而倒閉。」Jingle說這句話不是殘忍，而是在提醒一件事——當你覺得自己不可取代，恰恰說明你還沒有真正理解一個組織的運作邏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位置，重要的不是你覺得自己多重要，而是你真實創造了多少價值。
她分享了一個細節。就在訪談錄音開始前，她的工作夥伴們正在討論商業模式與架構，而她只是旁邊的「內容產製者」，沒有被邀請加入那個對話。
「他們說你現在的價值站在這裡」Jingle說，帶著點自嘲的笑，「然後我就想，對，我就做好我擅長的事，架構跟商模就交給他們。這樣才是分工。」
這種清醒，需要一點點自我放下，也需要一點點對他人的信任。當你不再需要用「沒有我不行」來確認自己的存在感，你才能把眼光放回自己真正能做好的那件事。
她也提到，一個人若真的忙於目標，根本沒有時間抱怨。「你有時間關注別人的是非，表示你沒有在看你自己眼前要追的東西。你時間花在哪裡，你就成為什麼樣的人。」
這不是雞湯，是她看過夠多職場人起伏之後，得出的務實結論。
你不是自己的貴人，你就不會遇見貴人
整段對話裡，有一句話讓人久久停在那裡。
「你一定是自己第一個貴人。你如果沒有辦法發現自己的好，你又怎麼讓別人發現你的好？你自己都不認同自己，為什麼別人要花時間認同你？」
這不是勵志口號，而是一個邏輯。當一個人的自我認同全部依賴外部給予，他的人生就會永遠在等待——等待被看見、等待被誇獎、等待貴人出現。可是他不知道，貴人之所以出現在某些人身邊，是因為那些人早已在還沒有人注意的時候，就開始認真對待自己。
Jingle不是要大家變得自大，她說的恰恰相反。謙虛地認清自己的能力邊界，踏實做好自己擅長的事，不把時間浪費在怪罪與比較上，把精力留給真正值得追逐的目標。
在這個誇誇群盛行的時代，也許我們最需要的，不是多一個人告訴我們好棒棒，而是學會一個人靜下來，認真問自己：今天，我真的做了什麼？我從中得到了什麼？那個答案，不需要群組，不需要掌聲，只需要你誠實地面對自己。
而那一刻，才是你真正成為自己貴人的開始。
by 總編輯 | 4 月 3, 2026 | 職場
當職場的情緒糾結被量化成數字，所有問題都有了答案
一間會議室裡，話題從職場上的尊重聊起，卻愈聊愈深，最後落在一個出乎意料的地方——也許，我們從一開始就問錯了問題。Jingle 與展丞，一個是觀察職場生態的節目主持人，一個是在業界打滾超過十一年的創業者，兩人的對話沒有標準答案，卻一再指向同一個核心：與其執著於被尊重，不如把事情量化，找出最划算的解法，然後繼續往前走。
尊重，還是現代職場的美德嗎？
話題從一個具體的職場場景開始。展丞說起上週遇到的狀況：一名員工在重要事務上沒有主動回報，讓主管從報紙上才得知消息，但當這名員工需要主管出面協助時，他卻轉過頭來要求：「你是我主管，你要幫我，你要尊重我。」
這個場景讓兩人沉默了一下，然後幾乎同時笑了出來——不是輕鬆的那種笑，而是認出了某種再熟悉不過的荒謬。
「小時候我們覺得尊重是基本，是美德，」Jingle 說，「但現在呢？很多人覺得被尊重是理所當然，自己卻不覺得需要先尊重別人。」
展丞接得更直白：「要嘛覺得一切理所當然，要嘛根本不存在尊重這件事。現在職場上動不動就說霸凌，員工想著要錄音蒐證，雇主惦記著有沒有違反勞基法。大家都站在自己那一方，講的都是權利，怎麼可能還有空間談尊重？」
兩人說到激動處，展丞丟出了一句話：「所以，也許我們早就該放棄被尊重的權利了。」
這句話乍聽冷酷，卻不是憤世嫉俗。那是一個在職場裡磨了十幾年的人，慢慢淬煉出來的豁然開朗。
十一年的乙方訓練，讓他學會放下
展丞的公司成立於十一年前，起點很樸實——接案賺錢，沒有太大志向。剛好趕上 iPhone 帶動的 APP 浪潮，市場蓬勃，公司也跟著起來。
但他真正想做的事，從一開始就很清楚：填補設計師與工程師之間長久以來的那道裂縫。「好的設計，好的概念，往往很難落地，」他說，「原因是設計師跟工程師根本說不上話。設計師做了很棒的東西，工程師卻聽不懂，最後客戶能交差就好，好東西就這樣斷在設計稿的階段。」
這個洞察讓他與夥伴決定做一件吃力的事：培養能跨越兩種語言的人才。業務要懂工程在做什麼，工程師要讀得懂設計的邏輯，設計師也要理解系統的限制。這條路「不好走，也不太賺錢」，因為要讓人花更多時間學習，成本就直接疊上去了。但展丞堅持了下來。
如今公司的作品包含國家養天院官方網站、攀技建築師事務所官方網站，以及獲得業界肯定的多個案子。說起這些，他的語氣意外地平淡：「蠻幸運的。客戶願意授權給我們把事情做好，那是信任，我不敢居功。」
也是在這十一年的甲乙方關係中，他逐漸理解了一件事：「你身為乙方，甲方覺得給了錢就可以多要求一點，這本來就是遊戲規則。你可以鬧，可以抱怨，可是回頭看，你多得到什麼了嗎？」
沒有。所以他選擇放下。不是認輸，是看清楚了再選擇。
把情緒量化，才知道下一步要走哪裡
談到職場尊重，展丞最終把問題引向了一個更根本的框架：量化。
「所有我們說的很感性的事情，尊重也好，情緒也好，你把它量化之後，你就會知道現在要做什麼。」
他舉了一個日常的例子：某天早上九點半，在台北市松高路與信義路口發生車禍，雙方都是綠燈轉彎擦撞。正常人的第一反應，是憤怒、是抱怨、是噴對方。但展丞的腦袋裡，幾乎同時啟動了另一套程序。
「你先噴對方，對方來硬的，然後雙方踩油門，上調解庭，請律師，那些隱藏成本有沒有算進去？本來賠十萬可以結束的事，你要耗多少時間、多少精力？你還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嗎？」
他的結論是：「付錢了事，還是磕頭道歉，哪一個可以解決問題，就先處理哪一個。沒有面子的問題，這件事先結束。」
同樣的邏輯，他也用在管理員工上。有員工沒有尊重主管，展丞的第一反應不是憤怒，而是自問：「我有帶好他嗎？是他的問題，還是我也有責任？」他說，如果員工出去闖了之後做得好，那是公司培訓的成果；如果做得不好，那是緣分不對。「你修煉你的功課，我修煉我的功課，好聚好散，不必糾結。」
這種看似冷靜的態度，背後其實藏著一套更完整的價值觀：一個創業者真正的社會責任，不是做公益或捐款，而是把員工培養成這個社會真正可用的人才。「不管他離開公司去哪裡，只要他出去說『我是從這裡出來的』，然後做什麼都做得好，那才叫對。」
知識是詛咒，平衡才是真正的難題
對話快要結束的時候，展丞說了一句他很喜歡的話：「知識是你的詛咒。」
懂得愈多，反而愈難衝，因為你算得太清楚，知道每一步的代價。有時候不懂的人反而敢闖，跌倒了就爬起來，沒有什麼大不了。展丞自己也創過不只一間公司，有過失敗，有過債務。他說起這段歷史，語氣輕巧得像在說別人的故事：「創業失敗不會怎樣，就回去上班，還錢，賺錢，這樣而已。只要你還活著，肯定有能力還錢。」
Jingle 在旁邊聽著，說了一句：「這是上班族跟老闆最不一樣的地方。上班族覺得每個月固定薪水是安全的，卻不知道把自己關在同一個地方，何嘗不是另一種高風險。」
展丞點頭。他說，真正難的不是選擇短期還是長期，不是要不要放資源，而是「平衡」。創業者身上永遠壓著一個十字架：現在放棄就輸了。可是不放棄，就要承擔所有不確定的重量。
這個矛盾沒有解答，只能在每一個當下做出最接近正確的判斷，然後繼續走。
離開那間會議室之前，我想起展丞說過的那句話：「我不求被尊重，我只求不要添亂，不要帶來新的風險。阿彌陀佛。」
那不是一個失去期待的人說的話，而是一個把期待轉化成行動、把情緒轉化成判斷之後，終於可以輕盈走路的人說的話。也許，真正的成熟不是學會要求被善待，而是學會在不被善待的時候，仍然清楚知道自己要往哪裡去。
by 總編輯 | 4 月 3, 2026 | 運動
一個捲髮女孩的國際啟蒙，從阿公的500元獎金開始
泳池畔的閒聊，往往比正式的訪談更接近一個人的真實輪廓。主持人說，每週只見她一次，但每次見面，她身上總有新的故事正在發生。直到某天終於把她「從水裡挖出來」，坐進錄音室，才發現眼前這位被孩子們喚作「捲毛老師」的人，藏著的不只是五種語言，而是一整個家族如何用語言與文化，回應時代洪流的深刻故事。
阿公的獎金與阿嬤的電視劇：語言從家開始
捲毛老師本名陳怡君，英文名字Yichun，正是中文名的音譯。她堅持用這個名字，不是固執，而是一種文化立場。「我不喜歡別人叫我Mary或Julia，」她說，「畢竟我還是台灣人。」這份對自我身份的篤定，或許早在童年的餐桌與客廳裡就已種下根基。
她的語言地圖，是由一個極有先見之明的阿公，和一台永遠鎖定29頻道的電視機共同繪製的。家裡有一條家規：日文檢定通過，阿公親自發獎金，金額不多，大約五百元，但那份儀式感讓語言學習從義務變成了探險。而台語，則是另一種更生活化的訓練——與阿公阿嬤說話若不用台語，她們會直接裝作聽不見。陪阿嬤看《台灣霹靂火》，不是娛樂，是沉浸式學習。
「現在很多家長問我，怎麼讓孩子同時精通第二外語，」捲毛老師說，「我覺得我們家這條家規，就是最好的答案。」
就這樣，國語、英語、日語、台語在她的童年裡層層疊加；大學唸外語系後選修西班牙文，成年後又修習韓文。加上台語，是六種語言；不計台語，也是五種。但她最想強調的，其實是台語的那一種。「台語不像中文或英文有文字記載，它完全靠口耳相傳，」她語氣認真起來，「民謠、老一輩才說的俚語，那些叫做『時髦』的詞，我媽媽那輩還記得，再過一代可能真的就消失了。」
家族的文化底蘊，還不只是語言。她的奶奶今年一百零五歲，仍然每天走路去老屋喝咖啡，還收到縣市政府頒發的長壽獎狀。日據時代走過來的那一代，見識過苦難，也因此對教育有一種宏觀的執著。假期鼓勵孩子申請交換學生，「趁你還有雙腿、還沒有房貸的時候，去向世界走看看。」這句話，後來真的改變了一個女孩的軌跡。
16歲，站上140個國家面前為台灣說話
高中時期，捲毛老師被選為台灣青年大使，代表台北市，前往鳳凰城參加由姊妹市主辦的國際青年論壇，現場齊聚來自140個國家的青年代表。她那時未滿18歲，卻必須在三分鐘的簡報時間內，對著世界說清楚台灣是誰。
出發前，培訓課程密集而全面：台灣政治體制的解說、繁體字的來由、書法、中國結、旗袍、二胡，甚至還練過舞龍舞獅——雖然最終因為「實在太難運出去」而放棄。除此之外，她還要和隊友研究如何在異鄉的廚房裡炸春捲、炒麵、炒飯，有人提議做滷牛肉，被大家聯手否決。
挑戰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來臨。就在她做簡報當天，對岸的代表當場提出抗議。那一刻沒有教練在旁，沒有腳本可以翻查，只有她和一張放大的地圖。「我把地圖展示出來，告訴她們台灣和中國大陸是沒有連在一起的，」她平靜說著，語氣裡藏著年輕時的那股從容，「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有自己的政府、自己的貨幣、自己的護照、自己的法治體系，我們全部都有。」
這段經歷，讓她理解了一件事：表達能力從來不只是語言問題。她後來教孩子英文，總會告訴那些說「我沒辦法表達一個完整句子」的學生：「你把最重要的key point說出來，主詞、動詞、你想說的事，這樣就好了。」這個道理，她是在十六歲、面對140個國家的目光時，用全身去學會的。
資源從來不缺，缺的是被看見的眼睛
訪談轉向一個更實際的問題：對於沒有雄厚家境的孩子，出國、拓展視野，真的是有錢人的專利嗎？
捲毛老師搖頭。她說，台灣其實有非常豐富的公部門資源，只是大多數家長不知道從哪裡找。外交部網站分青年組與非青年組，分別對應大學生與國高中生；學校與姊妹校的交換計畫，往往包含住宿家庭安排，費用遠低於坊間遊學團；科學競賽、數學競賽、樂高競賽，只要得到前幾名，也可以成為申請特殊交換機會的敲門磚。外交替代役的管道，更讓男生在無需特定語言背景的情況下，以農業、工程、影像等專業，前往邦交國服務，等同以另一種方式出使海外。
「台灣外交部在未來新興學子這塊，其實投入了非常多資源，」她說，「我真心覺得，如果有家長希望孩子能夠走出去，ICDF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非常值得去看看。」
她話鋒一轉，也對當下的教養焦慮提出了自己的觀察。那些花大錢送孩子去精心安排好行程的夏令營，固然能讓孩子暫時離開父母、獨立生活，但它終究是一個被設計好的場景。真正的成長，往往發生在沒有劇本的時刻——就像她十六歲時，面對那張被人挑戰的地圖，一個人決定要怎麼說話。
興趣是一種方向，付出才是真正的路
訪談接近尾聲，主持人問起了捲毛老師人生軌跡最令人好奇的部分：一個精通多國語言、做過青年外交、接觸過國際貿易的人，為什麼後來成了游泳教練，又成了英文老師？
她沉吟了一下，說起高中時做過的一份研究報告。那份報告探討的是歐洲的福利制度與升學體制——在那些國家，選擇當木工的孩子，不會比大學教授賺得少；國家的制度能夠平衡不同職業的尊嚴與價值。她說，那讓她開始思考：如果興趣在別的國家可以變成職業，那她的興趣又是什麼？
「我不屈就於只有一個語言，」她說，「我有興趣的事，我就開始付出心力。」
這句話簡單，卻說明了她為什麼是現在這個樣子：不是因為什麼都會，而是因為凡是有興趣，就真的去做、去學、去走進去。游泳池、錄音室、外交舞台、語言教室，對她來說，都是同一件事的不同場景——把自己全部交出去，然後看看能帶回什麼。
有些人的人生，讀起來像一份令人羨慕的履歷；但捲毛老師的故事，讀完之後留下的是另一種感受——那是一個家族跨越時代的傳承，從日據時代的阿公、百歲的阿嬤，流淌到一個捲著頭髮、站在140個國家面前說「台灣主權獨立」的女孩身上。語言是她的工具，但驅動她的，是對這片土地和這個世界始終未曾熄滅的好奇。
也許，這才是最難教、也最值得學的一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