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總編輯 | 4 月 3, 2026 | 運動
從廣告業務到海外唯一台灣籍滑雪教練，Rusty用十三年證明：人生不必跟著別人的時鐘走
第一次看見那個「滑雪教練」的職缺欄位，Rusty連履歷都沒投。
那時候他什麼都不是，連雪都不會滑，只是一個在澳洲打工、兼職採藍莓和清酒店房間的台灣年輕人。但那個欄位卻像一根釘子，悄悄釘進他心裡某個角落，等待著被某一天的自己拔起來，插到真實的土地上。
十三年後，他成了加拿大滑雪學校裡唯一的台灣籍教練，而後更進一步，成為訓練教練的教練，是整個體系裡把關教學品質的考官。
每個月十二本雜誌，十二個輪迴
Rusty本名林子翔，在雜誌社工作時是主持人玉翎的team member，一個話不多、做事溫穩的年輕人。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間節奏高速的雜誌公司，每個月要生出一本雜誌，周而復始。他負責的只有薄薄三十幾頁，卻要配合整本一百二十八頁的龐大機器一起轉動。
「我感覺我一年就是十二本雜誌。」他說，「我好像被侷限在這個輪迴之中，然後就開始預想，可能五年後、十年後，我還是在這個輪迴之中嗎？」
那個問號，比任何一次截稿壓力都還要沉。
他不是衝動型的人。離職之前，他提前半年告知主管，給了足夠的交接時間，把每一件未完的事情交代清楚，才買了機票，換好澳幣，把這幾年在台灣存下的錢全數領出，準備出發。「我很怕死，」他帶著一點自嘲說，「非常怕過去會餓死。所以我就把所有錢都帶出去，想說大不了找不到工作，三個月就回來。」
結果一去，就是兩年。
雪季、房務、廚房助手，以及一個不敢投的職缺
澳洲的日子，他做過幾乎所有打工度假者做過的事：採藍莓、採番茄、採青椒、做Housekeeping、當廚房助手。「那時候還進過五百的酒店房間，」他說這話時語氣平淡，卻藏著幾分趣味。
存活的問題解決之後，他開始想：接下來呢？
一個朋友推薦他去雪山工作，他就去了。在酒店的房務工作之餘，他第一次站上雪道，笨拙地學著控制雙腳。第一年學得不多，但離開之後，念念不忘。
第二年，他刻意選了最能擠出滑雪時間的工作安排。白天從早上九點滑到下午五點，晚上再去廚房做助手，工作到凌晨一點，睡醒，再重複。「人生二十四小時，有三分之二在做自己喜歡的事，有三分之一在賺錢，」他說，「那時候真的很爽。」
就是那一年，他第一次認真想起了那個從來沒有投出去的職缺：滑雪教練。
朋友說，那不可能，沒有華人做得到這份工作。Rusty沒有反駁，但他把這句話記下來了，像是把它存進某個抽屜，等著有一天去打開。
三年的摸索，與那一封改變一切的回信
打工度假的兩年結束後，Rusty沒有回台灣。他做了一個決定：去日本，以考取滑雪教練證照為目標。
那時候網路上幾乎沒有相關資訊，沒有社群可以參考，只有幾個論壇和稀疏的分享文章。他花了一整個雪季準備，在雪季末帶著一個香港朋友一起去考試，順利拿下了證照。
當年三月，他直飛加拿大，因為那裡的冬天還沒結束。
接下來的一整年，他在加拿大等待下一個雪季，同時密集地投履歷。他找遍了所有滑雪學校的官網，把主管的電子信箱一一挖出來，每一封信都親自寫，一封一封地寄出去。最後收到回音的，只有一封，來自離他居住城鎮最近的一所滑雪學校。
面試後，他等了兩天，才等來了確認錄取的信。
「那時候我心裡就覺得，好像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做到這件事情的人，」他說，「雖然我知道不是，但那個感受就是那樣。」
玉翎在一旁補充，說他從以前到現在講話都是這樣溫溫的，但心裡藏著一股反骨。Rusty聽了，只是笑，說自己就是想打臉所有說「這件事情不可能」的人。那一笑，比任何大聲的宣示都還要有力量。
每個人有自己的時鐘
三年在外，那些動搖的聲音從來沒有停過。
存款見底的時候，父母的聲音跳進來，鄰居家的誰又升職了、誰又結婚了；以前一起摸索的同學，有些已經找到穩定工作，有些開始組建家庭。而他，還在雪山上，還在等一個說不定根本不會來的機會。
「這種自己的聲音，會隨著你的狀況不斷攻擊你，」他說。
但他找到了一種說服自己的方式。「我如果現在跟他一樣，我會開心嗎？如果不會的話，那我又何必要跟他一樣？」這不是傲慢，而是一種清醒的自我追問。他不否認那些聲音的存在，只是選擇不讓它們當裁判。
「每個人走的步調都不一樣，」他說，「假設我一定要求自己跟別人在同一個時間點達成一樣的目標，那就變成一場競賽，一個很惡性的思考困局。」
他說自己是學習比較慢的人，是大器晚成的人，可能走了很多彎路，繞了很多圈，才走到現在這個地方。但他不覺得那些彎路是浪費，「我在台灣的時候，根本沒有機會知道自己喜歡什麼。那兩年，我只是在找。」
如今的Rusty，沒有四季，只有雪季。哪裡有雪，他就往哪裡去。那個曾經怕到把所有存款換成澳幣、以為自己三個月後就會回台灣的年輕人，用十三年的時間，把一個從未投出的履歷，活成了自己的一生。
有些人走得快，有些人走得慢，有些人繞了很長的路才找到出口。Rusty想說的，也許只是這一句話：終點不是別人替你定的，時鐘也不該讓別人來撥。
by 總編輯 | 4 月 3, 2026 | 運動
放手，才是最深的愛
水池邊，一個三歲的孩子怯生生地走向教練，低著頭說：「老師，我忘記帶蛙鏡了，我可以跟你借嗎？如果沒有，我今天還可以上課嗎？」她的父母就站在外頭，沒有衝進來替她解圍，也沒有掏出錢包說「去買一副」。就是靜靜地，讓一個三歲的孩子，學習自己面對一個小小的麻煩。這一幕，深深印在游泳教練捲毛老師的腦海裡，也成了她觀察各國教育最鮮明的切入點。
八國聯軍的游泳課
捲毛老師笑說，歷史課本裡有「八國聯軍」，但她的學生名單大概可以稱得上「五十國聯軍」。印度、尼泊爾、阿拉伯、日本、韓國、歐美各國，來自世界各地的孩子都曾踏進她的水池。有一回，一位來自印度的阿嬤全程穿著紗麗，雙手合十向她說了聲 Namaste，讓她一時之間分不清自己究竟在上游泳課還是瑜伽課。
但也就是這樣多元的學生組成，讓她有了一個幾乎無可取代的觀察位置：從游泳池邊，看見不同文化對孩子的塑造。
日本家長給她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那種近乎儀式感的禮節。每堂課結束，爸媽會要求孩子九十度鞠躬道謝，即便孩子累到只想衝出去玩，「Juna，先跟老師打招呼」這句話，依然會從父母口中準時出現。韓國家長也有類似的堅持，禮貌是撤退前最後一道必須完成的程序。
歐美家長則是另一種風景。捲毛老師說起那個沒有帶蛙鏡的三歲孩子，語氣裡帶著幾分欽佩。那位西方媽媽沒有替孩子解決問題，而是告訴她：「是你自己要對自己負責，你沒有多餘的錢，要嘛就低聲下氣去問老師借。」於是，那個小小孩走上前，說出了那段讓捲毛老師記了很久的話。「她讓孩子知道，來上課是自己的本分，要在前一天就把東西備齊，而不是等到出事了，才用無助的眼神撇向媽媽求救。」
媽媽坐在旁邊，其實是在打折扣
游泳課裡，捲毛老師觀察到另一個讓她感觸深刻的現象。
台灣的家長，很多會在課堂邊陪坐整整十堂課，一堂不缺。她說，自己甚至遇過一位媽媽，從第一堂課坐到最後一堂，每次都準時入座，連她打個哈欠都無所遁形。「我心想，這是在上課還是在監視？」
捲毛老師並不是在苛責這些父母，她說她理解，那是出於愛，出於不放心。但她也看見了一個無形的代價：當媽媽坐在池邊，孩子的眼睛就會不自覺地往那個方向飄。她無法全心專注在水裡，因為她心裡掛著另一件事——媽媽有沒有在看我？老師現在對我嚴格，我要不要轉頭求救？
「你以為你在旁邊滑手機沒有打擾，但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個孩子無法忽視的訊號。教育品質會打折，是無形的折扣，你得相信。」
相比之下，外國家長的做法往往是跟老師事先溝通：第一堂陪著，第二堂起開始退場。慢慢地，只在開頭和結尾出現十分鐘，最後縮短到五分鐘。但捲毛老師說，其實那些爸媽沒有真的走遠，她們在窗外、在走廊，靜靜地張望著。「就像守護者，但不是看守者。孩子感受不到壓力，反而會表現得更好，因為她做這件事，是為了她自己，不是為了表演給大人看。」
她也提到一個令她印象深刻的西方家庭習慣：爸爸和女兒定期「約會」，媽媽完全不出現；隔天換媽媽和兒子的專屬時光。各自陪伴，各自連結，家庭關係的建立不是靠集體行動，而是靠一對一的用心。還有那個印度媽媽，為了激勵不擅游泳的兒子衝過最後幾秒，悄悄承諾了一籠鼎泰豐小籠包。那一天，那個孩子游出了她從未有過的爆發力。小獎勵，有時候比長篇大論的鼓勵更有效。
讓孩子搞十二個禮拜，值得嗎
訪談進行到後半段，捲毛老師帶來了幾件孩子的作品。一本圖文並茂的自製小書，是一個男孩和爸爸在暑假裡合力完成的；一本以季節為主題的年曆，是一個日本小女孩用照片和剪貼記錄下的整整一年；還有一份來自歐洲學校的暑假作業，題目只有一個：「完成一件你自己設定的挑戰。」
她聊到主持人分享的親身經歷，孩子花了整整十二週，用廢紙箱打造了一個鞋盒大小的家。過程裡，有零件不翼而飛，有結構撐不住重量整個塌掉，有材質選錯、白膠黏不牢，全部重來。一個大人看了可能覺得：這需要搞十二個禮拜嗎？
「需要，」捲毛老師說得篤定，「她要學哪些材質好剪，哪些可以黏，什麼膠適合什麼紙。這些知識，你說給她聽，她不會懂；她自己弄垮了重做，她才真的學會。」
她說起自己小時候的故事。看阿嬤縫釦子，突然對拼布著了迷，纏著媽媽讓她送去老師那邊學。十二個禮拜後，她端出了一整個甜點系列的拼布作品，千層蛋糕、巧克力蛋糕、蛋塔、檸檬塔，每一件都需要量尺寸、選配色、裁縫材質。「那些都是我自己摸索出來的，沒有人告訴我怎麼做。那個過程，才是真正屬於我的學習。」
她對台灣家長最真誠的提醒，藏在這些故事裡：「當我們說不要用成績看孩子的時候，也請放手，不要用大人的速度要求孩子。你給她設了目標，她需要兩個月，你不能期待她兩個禮拜搞定，那是你的能力，不是她的能力。」
學習歷程不是成果的展示，是摸索的過程本身。那個過程是孩子的人生，不是父母的人生。如果父母的介入幅度太高，那件作品再精彩，終究不是孩子完成的。
守護，而不是代替
從游泳教學出發，捲毛老師看見的其實不只是各國的教育差異，而是一個更根本的問題：父母的愛，有沒有辦法讓孩子感受到，卻又不讓她失去自己長大的機會？
「爸媽都覺得我在旁邊，我就是在幫她。但有時候，你退到窗外那一步，才是真正的陪伴。」她說，那些在窗外張望的外國父母，不是不在乎，而是選擇了一種更難的愛——讓孩子以為自己是獨立完成的，而自己則在看不見的地方，悄悄守著。
忘記帶泳袋的孩子，自己跑了三趟找回來。沒有帶蛙鏡的孩子，自己開口向老師借。用廢紙箱造了一整個夏天的孩子，學會了材質、重量，還有重新來過的勇氣。
放手，從來不是放棄。而是相信孩子，比我們以為的，更有能力面對這個世界。
by 總編輯 | 4 月 3, 2026 | 職場
當法規浪潮來襲，一位美妝產業人選擇站在浪頭上
訪談還沒正式開始，Sally就已經在講她的觀察。這位臉圓圓、笑起來讓人放鬆的女生，說話的節奏快而有條理，像是腦子裡早就備好了一張清單。她習慣把問題拆開來看：這個成本從哪裡來？那個風險怎麼分散？在美妝代工廠的行銷歲月，讓她練就了一種少見的能力——她同時懂市場語言，也懂研發邏輯。而現在，她正在做一件很多人還沒意識到迫切性的事：幫台灣美妝品牌，在2026年的合規浪潮裡，提前找好位置。
從工廠走出來，用專業換一條自己的路
Sally的創業，不是激情驅動，而是一種水到渠成的篤定。她在美妝代工廠負責B2B數位行銷，一路做、一路接觸國外市場資訊，慢慢發現自己累積的這套能力，似乎可以獨立站得住腳。後來進入政大的學習環境，認識了一群背景各異卻眼界開闊的人，資源與人脈的交匯，讓她決定試試看。
「就發現，不小心活下來了。」她笑著說，語氣輕描淡寫，卻藏著一段不輕鬆的過程。
創業初期，她從行銷公司出發，接網站、做銷售介面、跑數據分析。聽起來和美妝合規距離遙遠，但對Sally來說，這些都是同一件事的不同側面：幫品牌把資源用在刀口上，讓每一個決策都有數據支撐。
真正的轉折，發生在她與一群有研發底子的老朋友重新聚首的時候。他們發現，台灣衛福部即將全面實施一項從歐盟引進的法規——PIF，預計2026年七月起，每一件美妝產品上市前，都必須通過安全評估認證。而市場上，幾乎沒有人在系統性地幫品牌解決這件事。
「我們看到了一個缺口，也看到了一個責任。」她說。
PIF來了，你準備好了嗎
PIF，全名Product Information File，是歐盟行之有年的化妝品安全管理制度，核心精神是：每一款上市產品，必須有具備資格的「安全評估員」出具認證報告，確認其成分組合對人體的安全性。台灣引進這套制度後，將其本土化為PIF認證體系，並明定2026年七月為全面實施的時間點。
這件事聽起來像是法律問題，實則牽動整個產業的底層邏輯。
「過去大家可能知道，保養品不能誇大宣稱美白效果到什麼程度，這類規範早就有了。但成分與成分之間會不會互相作用，產生不預期的刺激或生物累積問題，這是另一層次的問題。」Sally解釋，市面上的化妝品成分多達上萬種，過去的規範只針對部分高風險成分，大量的配方組合根本沒有系統性的安全驗證機制。
更現實的問題是，許多品牌主根本不知道自己產品的潛在風險。當他們委外代工、研發與生產分離，配方資訊的透明度本就有限；就算有疑慮，只要產品銷路好，沒有人追究，問題就繼續存在。PIF制度的意義，正是把這個模糊地帶強制收窄。
沒有認證報告，一旦被衛福部稽查，輕則罰款，重則強制下架。「我們不樂見有品牌選擇等著被抓，那對消費者的信任是一種傷害。」Sally說這句話的時候，語氣不重，但態度很清楚。
三個成本的夾擊，一個整合解方
Sally觀察到，美妝品牌在面對PIF時，不是沒有意願配合，而是不知道從哪裡下手——因為這件事同時牽動了三個成本，每一個都是獨立的痛點，加在一起就成了一道難以逾越的門檻。
第一個是研發成本。新品開發需要市場調研、原料評估、配方設計，這套流程本就費時費力。資深品牌主或許可以憑多年直覺拍板，但中階研發與行銷人員卻往往需要大量教育訓練才能接手。Sally的解法是：用數據系統每月產出市場趨勢報告，告訴品牌方現在哪些原料正在崛起、國際大廠有哪些小動作值得關注。「如果你看到某個大品牌悄悄投資了藻類工廠，你就可以預期，他們未來兩三年會往那個方向走。你要跟進，還是另闢藍海，這是你的決策。」
第二個是認證成本。PIF認證至少涉及十六份文件，來來回回的審查流程，目前部分檢驗單位已排到六個月以上。這對企業而言，不只是幾萬元的規費，更是人力的長期佔用。要嘛讓研發人員兼差處理行政，要嘛額外聘人，兩條路都不理想。Sally團隊的解方是建立系統化的AI審查流程，搭配自建的萬筆獨立資料庫，將原本一兩個月才能完成的報告，壓縮到兩三週內交件。
第三個是行銷成本。認證費用出來後，原本分配給行銷的預算就被壓縮了。新品沒有曝光，再好的產品也難打開市場。因此Sally在服務包裡，加入了媒體曝光的資源，讓品牌在完成PIF認證的同時，也能拿到第一波推廣的助力。
「我們希望這件事不要只是品牌的成本，而是可以幫他創造更多價值。」從研發端的趨勢情報，到中段的合規認證，再到後端的行銷啟動，Sally試圖把這三個環節串成一條完整的服務鏈，讓品牌不必在不同供應商之間疲於奔命。
站在法規前面，才能引領品牌向前走
採訪到尾聲，Sally提到一件有趣的事：歐盟執行這套制度已經行之有年，台灣只是在跟上。這不是一場突如其來的風暴，而是一個早就可以預見的轉型節點。只是多數人習慣等到水淹上來才開始搬家。
她不是那種等待型的人。從代工廠的行銷崗位出走，到政大的學習，再到現在這間聚焦美妝合規的新創公司，Sally每一次移動，都是在現有資源還沒耗盡之前，就已經看見下一個落腳點。
法規是冰冷的，但理解法規的人不必然是冰冷的。Sally選擇用她懂的語言——市場、數據、品牌——重新詮釋合規這件事，讓它不只是一份要上交的報告，而是一個讓品牌重新認識自己產品的機會。
2026年七月，PIF全面實施的倒數計時已經開始。在那之前，每一個選擇提前準備的品牌，都是在為消費者的信任，提前儲蓄一份底氣。
by 總編輯 | 4 月 3, 2026 | 運動
從16比3到21比18，她用一球一球的堅持，打出台灣精神
球拍還沒落地，笑聲就先到了。
Joy老師走進錄音室，手上握著那支橘色球拍，像是握著一種生活態度。她說，打匹克球就是「怕你不打，打了會上癮」。這句話從她口中說出來，不像廣告詞，倒像是一種人生宣言。台灣金牌混雙暨女雙冠軍郭崇文，外界喚她Joy，一個名字裡裝著歡喜，也裝著不輕易說出口的拼命。
三種運動的混血兒，一個讓82歲也能上場的世界
「拿著桌球拍，在羽球場上打網球。」
Joy老師用這句話介紹匹克球，精準、有趣，三秒鐘讓任何第一次聽見這個名字的人立刻抓住輪廓。匹克球起源於1965年的美國，兩位議員在院子裡無聊，拿著木板和塑膠球開始敲打，從此催生出一項橫跨世代、老少咸宜的運動。直到新冠疫情期間，戶外場地、小型場域的需求大增，這項運動才真正在全球爆發式成長，台灣也在這波浪潮中被捲了進去。
Joy老師說，她不是被人推入坑的，是「自己跳進去的，而且是很深的坑」。她的家族裡，前前後後有13個人投入匹克球，其中包括她年邁的母親——一位82、83歲的長者，現在仍定期下場揮拍，丁克球打得有模有樣。這個細節本身就是一份最好的推廣文案：一項連82歲都能享受的運動，為什麼40歲、50歲的你還在猶豫？
對於樂齡族，Joy老師自有一套引導哲學。「一開始不要給他們太多期待值，也不要消耗太多體力。」她說，她會把年長的學員當幼稚園小朋友，先用遊戲帶，分隊競賽，讓身體在笑聲裡慢慢打開。如果能用台語教學，那就更好，「他們會覺得特別親近」。語言是一種溫度，運動也是。
16比3，那是落後，也是轉機
Joy老師的賽事故事裡，有一場是她永遠不會忘記的——印尼峇里島的女雙冠亞軍賽。
那是一場混合了語言障礙、陌生搭檔、烈日高溫的考驗。她的隊友是菲律賓人，兩人第一次搭檔，毫無默契可言。小組賽時，因為隊友是左撇子，兩人頻繁在場上相撞，跑位大亂。但她沒有抱怨，因為她知道，選手上場，不管對方是誰，就是拼了再說。
冠亞軍賽，對手是兩位澳洲選手，一開局就凌厲壓制，比分迅速拉開到16比3。這個數字放在任何球類運動裡，都像是一個幾近宣判的訊號。台灣加油團站在場邊，有人已經心灰意冷，覺得翻盤無望。
就在那個時刻，Joy老師聽見了她兒子仁姐的聲音：「加油，把妳的實力拿出來，一球一球拚回來。」
她說，那句話讓她很想哭。不是因為感動，而是因為她想到——仁姐這一次請假陪她出國，如果她就這樣輸了，她對不起這份陪伴，更對不起自己平日練球的每一份汗水。「她的老公和兩個孩子，平常都陪著我練球。我在家裡不是皇后，我是女傭。」她說這話時帶著笑，但笑聲裡有一種篤定。
從那一刻起，Joy老師放下了比分，只剩一個念頭：一球一球地拿。說也奇怪，澳洲隊的順風球漸漸失準，節奏慢慢被她接管。最終，比賽以21比18結束——Joy老師和她的菲律賓隊友，完成了逆轉。
這個故事值得被一再講述，不是因為它有多戲劇性，而是因為它說出了一件很樸素的事：當你決定不放棄，有時候，風向真的會轉。
代表台灣，在場內場外都是一場比賽
身為中華民國匹克球總會教練、GAMA品牌教練群的一員，Joy老師走過不少國際賽場。從印尼到大陸，每一次出征，她帶著的不只是球拍，還有一個微妙的身份——台灣選手。
她說，在大陸打比賽，政治敏感是現實，不是藉口。有一次在廣州，她不小心穿了一件印有「台灣」字樣的運動服走上街頭，當地友人臉色驟變，急忙請她進廁所換掉，說「等一下會有事」。Joy老師笑著說，那件衣服後來直接丟了，「要不然下次可能被抓去的是我」。
但她也說，大陸的球友其實相當友善，以球會友的當下，政治的邊界往往會退後一步。「如果你的球技夠好，他們更能信服你是哪裡來的人。」這句話說來輕巧，其實是一種長年在灰色地帶穿梭的智慧——用實力說話，讓球拍替你站在那個不方便被說出口的位置上。
她也提到，台灣人在海外的凝聚力令她動容。每次聽見加油聲裡混著台語的「衝啊」，她說全身起雞皮疙瘩，「那個能量，多般衝到飽」。對比之下，聽見「中華民族一起加油」，她說少了一個味道，「就像粥上面沒有加肉酥，不對味」。她不是在做政治表態，她只是說出了一個運動員在場上最真實的感受：被叫對了名字，才能全力以赴。
不打，全身發癢
採訪結束前，Joy老師說，一到七天，天天都在打球。「不打全身發癢。」
這句話讓人停下來想了一下。一個人對一件事情的著迷，最高的境界不是喜歡，而是沒有它就渾身不對勁。Joy老師就是這樣與匹克球相處的——不是義務，不是任務，是生命的一部分。
她的母親82歲還在打，她的家人整個一起跳坑，她的學生從幼兒到樂齡都在她的球場上找到屬於自己的節奏。這項起源於兩個無聊政客後院的小運動，在Joy老師手裡，長成了一件關於陪伴、勇氣與不服輸的大事。
人生就像那場16比3的球賽，有時候你落後太多，覺得已經沒有懸念。但Joy老師的故事告訴我們：比賽沒結束之前，風向是可以轉的。你只需要繼續拿起球拍，一球一球，打下去。
by 總編輯 | 4 月 3, 2026 | 職場
她說，沒有平衡這件事，只有取捨
雨下得很大的那個週日午後，雅方從彰化北上，走進了錄音室。她說話的聲音溫柔，笑起來像一個善良的小女孩，但在那份柔軟之下，藏著一個女人用無數個深夜換來的創業故事。她不是計劃要創業的那種人。她說，創業這件事，從來不在她的人生選項之內。
從協會小秘書到行銷創業者，一條「反主流」的職涯路
認識雅方的人，很難把眼前這位公司負責人，對應回十幾年前那個剛出社會、在協會裡擔任活動小秘書的年輕女孩。但如果把她的職涯軌跡仔細看過一遍，就會發現，每一步都有一條隱隱的線索貫穿其中，那就是她對行銷的熱愛。
從協會到雜誌社，再進入知名傳播媒體集團做出版行銷，後來又因為婚姻回到彰化，在台灣知名女性內衣品牌擔任品牌行銷。每一次的職位轉換，她都選擇往自己真正喜歡的方向走。她說：「我在選擇我的人生軌跡的時候，都是以我非常喜歡做的事情，作為深入紮根的點。」
然而，當她跟著先生落腳彰化，城鄉之間的落差讓她感受到一種說不清楚的悶。台北的節奏、資源、機會，在這裡幾乎都要重新尋找。就是這種悶，埋下了創業的種子。「因為你沒有辦法給我一個我渴望待的環境，不如讓我自己去打造一個。」
那是十多年前，台灣的行銷產業才剛萌芽，社群媒體也還是新鮮事物。她決定從接案開始，把過去在職場上累積的行銷經驗整理成作品集，透過網路上的接案社團，主動去媒合台北的品牌客戶。
客戶說「你可不可以也開發票給我」，她才意識到自己已經走在創業的路上
雅方不是那種帶著商業計劃書創業的人。她的公司，是被客戶「敲碗」出來的。
「創業這件事情其實蠻妙，很多人其實不知道他會創業。」她說。她的第一批長期客戶，包含親子品牌、女性服裝、SPA館，後來又延伸到醫療院所。其中一個讓她特別自豪的案例，是一位朋友的先生，一位兒童牙醫師。因為幫他經營社群、做出口碑，連診所院長都看見了成效，進而引薦更多旗下的牙醫師找上門。就這樣，一個作品帶來另一個作品，口碑滾出了更多機會。
某一天，一位合作多年的客戶對她說：「我跟著你這麼久了，你長大了，我也長大了，我現在是公司狀態，你可不可以也開發票給我？」就是這一句話，讓她去辦理了公司登記。「我真的很感謝我的客戶，能夠慢慢的成長，都是因為他們給我的養分，讓我陪著他們一起長大。」
她對創業有一個自己的分法：0到1，可以自由嘗試，任性一點也無妨；但走到1到10，就必須有計劃，有策略，不能再用當初「活得這麼自在」的方式去安排。這個認知，是她在混沌中一點一點走出來的體會。
每天只睡三四個小時，那段「硬撐」的歲月從沒有人知道有多苦
如果只看雅方現在帶著團隊、從容接案的樣子，很難想像她曾有一段時間，每天只睡三到四個小時。
小孩還沒上幼幼班的那兩年，她白天顧孩子，晚上工作。接案的作業時間從晚上十點到凌晨四點，隔天早上七點孩子醒來，她就得跟著起床。長期睡眠不足讓身體快速崩壞，產後身材走樣、精神緊繃，加上對自己要求極高，那段時間她坦言心理上已陷入憂鬱的狀態。
「我應該要把時間花在小孩身上多一點，還是家庭多一點，還是婆媳關係多一點，還是創業多一點？」這個問題在她腦海裡反覆打架。她說，很多人以為是先生或家庭給了她壓力，但其實那個壓力大多來自她自己——她天生就覺得每一個角色都應該面面俱到。
「沒有平衡這件事，只有取捨。」這是她說得最直白的一句話。取捨之後，最重要的是溝通。她和先生曾經抱頭痛哭，走過那段最艱難的時期，靠的是一個共同的目標：為了孩子的未來，為了那個還在打造中的更好的生活，現在多苦一點，也值得。
現在回頭看，她說如果可以回到那個時候，她想告訴當時那個很努力的自己：「你應該要放寬心，有些事情不是你能控制的，你應該把多一點時間回到自己身上，照顧好自己。」但也正是那段「硬撐」的歷程，替她後來面對各種難題，打下了最厚實的底。
沒有背景、沒有資源，那就自己去創造
雅方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起點。她說：「我是一個nobody，沒有背景，沒有資源，沒有錢。」
但她也知道，創業路上最難的不是缺錢，而是缺乏可以一起走路的人。身邊的同學各自散去、同事沒有人想創業、不同領域的前輩更是難以接近。她的解法，是主動去創造資源。
她去書店找答案。因為曾在出版業工作，她深信閱讀的力量。她說：「人生的很多轉折，心理上走不過去的糾結，我覺得都是在書裡面讓我找到動力繼續前進。我們不需要很多成功案例，我們要的是事情的邏輯跟原理原則。」
她也走進不同的商會與讀書會，從中尋找同頻的人。在她看來，創業是一條寂寞的路，但寂寞不代表要獨行。她最珍視的，是那些正能量的同路人——有人已經走過她正在走的路，有人正困在她已經走過的地方，大家成為彼此的鏡子，也成為彼此的能量。
如今，她有了自己的設計、企劃與文字團隊，團隊夥伴說，每次客戶問到困難問題，她總像被敲了膝蓋反射那樣，馬上就知道怎麼應對。她笑說，那不是天賦，是過去那幾千個深夜一點一滴累積來的。
創業，是一件沒有人告訴你全貌的事。你只能先走進去，在黑暗中摸索，在最疲憊的時候靠著某一本書、某一個人、某一個還未實現的未來，繼續撐著。雅方的故事，或許無法複製，但她說出「硬撐」兩個字的那種坦然，卻讓人明白——那些吃過的苦，從來不會真的消失，它只是安靜地變成了你身體裡最深的力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