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總編輯 | 4 月 3, 2026 | 生活
一個翻譯者，站在政府與企業之間，試圖說清楚這個時代最重要的事
國小放學後，她沒有跑去玩耍，而是召集巷弄裡的小朋友，神情嚴肅地告訴大家：「姐姐跟你們說一件很重要的事，你們出門一定不要被太陽曬到，因為臭氧層破了一個洞，你們會被紫外線射死。」
這個女孩，後來念了環境相關科系，在溫室氣體管理領域深耕超過二十五年，如今是臺灣氣候未來協會的理事長——楊伊萍。那個從小就對地球「驚嚇感」異常靈敏的孩子，花了大半輩子試圖把這份驚嚇，翻譯成每一個普通人都能聽懂的語言。
做一個翻譯者，也準備好死在路上
「我的角色其實很像一個翻譯，把政府的話跟企業的話做橋樑，讓大家了解彼此在什麼位置。」
楊伊萍這樣介紹自己，語氣輕描淡寫，但她接著說的那個比喻，卻透露出這份工作的真實處境。她說，做翻譯的人很容易死在路邊——兩邊立場不同，中間傳話的人不但要精準抓住核心資訊，還得確保雙方都收到了真正有用、能繼續推進的東西，而不是讓任何一方感到被冒犯或被誤解。
從業二十五年，楊伊萍見過企業說她像是在「說政府語言」，也見過政策圈對民間溝通的不耐煩。但她始終留在這個縫隙裡。當她面試新進同仁時，第一個問題永遠是：「你相信氣候變遷嗎？你真的認為是人類排放溫室氣體導致了氣候變化嗎？」
不是為了篩選答案，而是想知道這個人如何看待這份工作的意義。「因為不管相不相信，我們在做溫室氣體管理這件事情上，這個動作本身是無悔的。」
她說這句話的時候，語氣平穩得像一個已經想通了很多事的人。
蠟筆用完了，孩子只能拿剩下的顏色畫畫
整場對談裡，楊伊萍說了一個讓人久久無法忘記的故事。
在某個環境教育的親子活動中，主辦單位先讓父母進入教室，每人發一盒十二色蠟筆，請他們畫出「心中理想的美好世界」。大人們認真作畫，藍色的天空、綠色的草地、黃色的太陽，漂亮的顏色全數派上用場。等他們完成後，孩子走進同一間教室，坐在同樣的位置，面對同樣的任務——但他們手中的蠟筆，只剩下爸爸媽媽用過的殘色：咖啡、灰、黑。
「當爸爸媽媽看到孩子畫出來的圖，他們才意識到，自己在畫那張漂亮的畫的時候，已經把所有好看的顏色用完了。」
這就是永續。不是一個遙遠的政策名詞，不是企業報告裡密密麻麻的指標，而是：我們這一代人正在把所有鮮豔的顏色塗光，留給孩子的，只有剩下來的那幾根。
楊伊萍說，人類過去的經濟模式，像是廣大草原上的牛仔——土地無限寬廣，養越多牛賺越多，資源取用不盡。但現在我們必須改變心態，像太空人一樣思考：這艘太空艙就這麼大，食物、空氣、排泄物，全部在裡面，一樣都逃不掉。「我們逃不出地球這個位置，所以所有能用的東西，其實早就定量了。」
永續，說穿了，就是不能把未來人類要用的資源，在我們這一代就勇敢地耗盡。
溫度升兩度，台北快要可以種芒果了
很多人對氣候變遷的印象，還停留在二十年前的新聞畫面：北極熊站在快要融化的浮冰上，茫然地張望。
楊伊萍理解這種距離感。她說，全球平均溫度增加兩度攝氏，聽起來微不足道，「我早上跟下午就差兩度了」，甚至台北跟高雄的年平均溫差也大概是這個數字。但問題是，這個兩度的差距，正在讓台北緩緩走向高雄的氣候，讓整個島嶼的外套季節愈來愈短，讓農業帶、物種分布、極端天氣事件全部悄悄位移。
科學家發現，全球溫度上升的曲線，與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增加的曲線，幾乎完全重疊。而溫室氣體的來源，正是工業化以來人類對能源的無限渴求。「工業革命讓機器代替了人力跟獸力，機器要動需要能源，所以我們整個現代文明都仰賴能源。你今天連十五分鐘斷電都不行，更何況要求全球減少碳排放。」
這也是為什麼氣候談判如此艱難——已開發國家先排了幾百年的碳，享受了工業化帶來的富裕，卻要求開發中國家不准燒煤、不准發電，這在道義上從來站不住腳。直到二〇一五年巴黎協定，全球主要排放國才終於坐上同一張桌子，承認彼此都有減碳義務，並立下「二〇五〇淨零」的共同目標。
「難得人類全體可以達到一個共識，我非常樂見這件事。」楊伊萍說，語氣裡有一種歷盡曲折之後才生長出來的樂觀。她比了個例子：二十年前手機只能講電話，二十年後因為人類把資源與智慧全數投入，整個移動網路世界徹底改變。「此刻我們就站在那個轉捩點上，當所有的人都開始在乎這道題，改變就會來。」
讓知識長腳，走進每間教室
三年前，楊伊萍和幾位研究所的同學、在職場相遇的夥伴，一起成立了臺灣氣候未來協會。名字是她想的，她說，「氣候變遷」讓人覺得是環境的事、跟自己無關；「氣候未來」，卻跟每個人的未來綁在一起。
協會最初的核心任務，是培育學校教師成為氣候知識的種子教師。她們這群人，各自在再生能源、碳管理、環境政策等不同領域深耕多年，深知一般民眾與學校課堂最缺的不是資訊量，而是「有人把這些事情說清楚」。
「資源回收大家都知道，可是環保能做的事情不只這樣。」楊伊萍希望，老師在課堂上談到氣候時，能有更多元、更貼近現實的素材，而不只是一張北極熊照片和一段海平面上升的統計數字。協會也嘗試以自媒體形式製作氣候知識內容，設計適合教學現場使用的教案，讓這些知識真正長出腳，走進每一間教室。
只是這三年，ESG浪潮席捲各行各業，所有相關領域的專業人士全數被捲入企業諮詢、法規應對的洪流，協會的教育理想不得不暫時放慢步伐。「我們最近的生意太好了，」她說，語氣裡有幾分苦笑，「大家都沒有多餘的時間跟力氣再多做教育的部分。」
但她沒有放棄那個方向。因為她知道，最終決定這個時代往哪裡走的，不是幾份政策文件，也不是幾個企業承諾，而是無數個普通人，是否真正理解了那盒蠟筆的故事。
楊伊萍說，即便全人類努力達標，把溫度控制在不超過攝氏一點五度，我們留給未來的地球，仍然是一個比工業革命之前更熱、更脆弱的星球。我們已經把那幾根最鮮豔的蠟筆，幾乎用盡了。
但她還是每天繼續翻譯。繼續站在政府與企業之間，站在專業知識與普通人的理解之間，把複雜的事說得簡單一點，把遙遠的事拉得近一點。
因為孩子走進教室的那一刻，手裡能剩下幾根蠟筆，還沒有完全定論。
by 總編輯 | 4 月 3, 2026 | 生活
兩個外來者接下一座老酒廠，只因不願讓樹林的味道消失
走進樹林酒廠，第一件事不是喝酒，而是聞味道。
那是一種混合著穀物發酵、木質歲月與潮濕磚牆的氣息，像是某個你不曾親身經歷、卻莫名熟悉的舊日場景。執行董事 Kirin 說，早年樹林的老居民，只要從火車站一下車，就能聞到酒廠飄來的香氣。那個味道，是幾代人共同的童年座標。後來酒廠遷走，氣味消散，整座城市像是失去了一個無聲的靈魂。
直到 Kirin 與執行長 KK，決定讓它回來。
不是二代，卻扛起傳承
幾乎每一個初次認識他們的人，都會問同一個問題：「你們是二代吧？」
Kirin 每次都搖頭。他是金門人，兩歲搬到樹林，27 歲開始創業，後來做酒業貿易，陸續與日本、菲律賓、馬來西亞、西班牙的酒廠合作，見識了那些動輒一兩百年、三百年的歐亞酒廠，如何將釀造技藝與家族血脈一同傳遞。她始終有個疑問：台灣為什麼沒有這樣的傳承？
直到他發現，原來答案藏在老同學家裡。
樹林酒廠的前身，是台灣專賣制度下的官營酒廠，承載超過 120 年的歷史。2002 年台酒搬遷至林口，原本這個品牌幾乎走入歷史。是 Kirin 的國小同學之父，一位台酒的老員工，花了六年時間奔走陳情，說服地方委員議員，才將這個品牌硬是留在樹林。後來，品牌傳承給同學，而同學在一場電梯意外後身體受傷，無力獨撐，Kirin 才在 2024 年正式接手。
「我們很幸運，」他說，「這個酒廠一路走來，每一次快要消失的時候，都會碰到有心想要維繫傳承的人。」
KK 的加入，則更像是一個意外的故事。她原本是室內設計公司的軟裝設計師，與 Kirin 是進口酒的合作夥伴。她說，自己真正意識到「我們要接下一座酒廠」這件事，是在第一面牆被打掉的那一刻。舊酒廠的隔間轟然倒塌，揚起的不只是灰塵，還有某種無法言說的重量。「那一瞬間，我才真的覺得，欸，我們好像要開始了。」
從打掉一面牆開始，打造一個場域
接手初期，兩人都坦承，自己什麼都不懂。
沒有辦過市集、沒有辦過展覽、沒有做過社區活動，甚至沒有真正經營過一間實體空間。有的只是一股衝勁，以及一個模糊卻堅定的信念：這個地方值得被看見。
他們將酒廠二樓改造成商務交流空間，讓人潮開始流動；在一樓保留釀造的靈魂，讓酒繼續被做出來。KK 說，自己是那種「決定了就全力去衝」的人，但真正的考驗，是在衝刺的過程中，得邊跑邊找到自己的定位。
「一開始大家都有點凌亂，每個人都在摸索自己在酒廠裡應該負責什麼。」她笑著回憶，「但慢慢地，當你開始融入那個身份，角色就成形了。」
就這樣，一個從未辦過市集的人，成了「百樹公益二手市集」的主辦人；一個沒有策展經驗的人，成了百年品牌聯展的策展人。而那個聯展的契機，來自樹林圖書館館長的一雙手——第一次與酒廠團隊見面，館長握著他們的手，眼眶泛紅地說：「我們等你們 20 年了。」
那句話，讓兩人同時愣住，也同時明白了這件事的分量。
十三個百年，一座孤獨不再的島
策劃百年聯展的過程，是整個訪談裡最令人動容的段落。
Kirin 某天丟了一個題目給 KK：「不然就辦百年展吧，我們是百年酒廠。」KK 心裡的第一個反應是：「樹林哪有幾個百年？」但她沒有說出口，而是默默去做功課。起初找不到，幾乎碰壁，Kirin 又補了一刀：「那 60 年的也可以啦。」KK 在心裡大喊「太遜了」，然後更認真地繼續找。
後來她才明白，那是 Kirin 的策略——用退讓激出她的堅持。
最終，KK 找到了包含樹林酒廠在內，共 13 個台灣百年品牌，一個一個親自去對接、去拜訪、去聊天。那些對話，讓她第一次強烈意識到傳承的重量，也第一次感到自己的處境有多特殊——其他 12 個品牌，全部都是家族二代、三代的血脈延續，有根、有記載、有先人留下的印記。只有樹林酒廠，是靠著緣分與意志，由兩個外人接起來的。
「當下我真的很衝擊，覺得我們這次傳承也太辛苦了。」他說，但隨即又補了一句，「可是也因為我們不是家族傳承，所以反而成了那個能把大家串在一起的人。那些各自百年的品牌，平時不會互相碰頭，卻願意因為我們聚在一起。」
有一間在新莊老街傳承多年的百年棉被店，老闆把他騎著第一輛腳踏車出去賣棉被的那輛舊鐵馬，都願意借出來展覽。KK 說，那一刻她既感動，又緊張，深怕在搬移過程中有任何閃失。
那些借出來的不只是古物，是別人家一生的故事，壓在她肩上。
讓年輕人重新認識那杯酒的味道
談到如何在百年歷史與當代市場之間找到出路，Kirin 坦率地說，傳統的東西放在年輕人面前，不見得會有感覺。
「你讓現在的年輕人去看老照片，看長輩的影像，他們其實不太有感。他們接觸的資訊量太龐大了，跟我們這一代完全不同。」
所以她們選擇的方式，不是硬推歷史，而是讓歷史活化。保留原本的品牌 IP，同時開發符合年輕世代口味的新品項；讓人先靠近這瓶酒、對它產生好奇，再慢慢講述它背後的故事。這不是妥協，而是一種迂迴的溫柔。
樹林酒廠想做的，不只是賣酒，而是讓這座城市重新找回那個在火車站下車時，飄散在空氣裡的氣味——那個屬於幾代人共同記憶的座標。
一百二十年很長，長到可以跨越三個世代；但記憶的消散，有時候只需要一次搬遷。Kirin 與 KK 沒有血緣，沒有傳承的義務，卻選擇扛起這件事。
也許，真正讓一件事得以延續的，從來不只是血脈，而是有人願意說：這個東西值得留下來，所以我來。
by 總編輯 | 4 月 3, 2026 | 運動
當音樂響起，所有壓力都有了出口
一個人在最黑暗的時候，往往需要的不是一句勸說，而是一首歌、一個舞步，還有一個願意說「你來試試看」的朋友。Banai老師回憶起自己接觸Zumba的那段時光，語氣裡沒有太多沉重，只是輕描淡寫地說：「那時候是我的憂鬱症中度時期。」話語落下，空氣安靜了一瞬，然後她繼續說：「後來我就去跳了。」
黑暗裡的第一個舞步
在Banai老師的成長軌跡裡，身體從來是她最熟悉的語言。大學畢業就投入體適能產業，從韻律有氧到團體課程，她在這個行業見證了台灣健身文化的演變，也用自己的身體累積了扎實的底蘊。然而即便如此，人生的低谷並不因為你擅長運動就會繞道而行。
那段憂鬱的時期，是好友Angel在她身旁輕輕推了一把：「你試試看陸地上的運動吧。」向來在水裡找到自由的Banai，帶著半信半疑踏進了人生第一堂Zumba課。她說她的條件很簡單：不用記舞步，老師要會帶動，要能讓她痛快流汗。「就算跳錯我也不care，下次來跳可能又是不一樣的菜單，這樣就好。」
那個當下她不知道，這個決定後來改變的不只是她的心情，還有她整個人生的方向。
Zumba誕生於1990年代的哥倫比亞，核心是Merengue、Salsa、Cumbia、Reggaeton四種拉丁節奏，最特別之處在於它打破了傳統有氧舞蹈的口令模式，改以肢體手勢引導，讓課堂充滿即興與自由的氣息。對當時需要「放空、揮汗、不想思考」的Banai來說，這個課程幾乎是量身訂製的解藥。她說，她本來就念西班牙語相關科系，第一次聽到那些熟悉的語言藏在節拍裡，有一種說不清楚的歸屬感。「那個音樂節奏一下來，我就像水一樣，自然就進入那個狀態了。」
從學生到老師，失去的與找回的
同樣坐在訪談現場的，還有Angel老師與金魚老師。她們有著各自不同的背景，卻都走上了相似的路：先是學生，愛上了，然後成為分享者。
Angel曾是學習服裝設計的學生，後來在一堂舞蹈課裡第一次見識到Zumba的魔力。她描述那個瞬間，用的詞是「震撼」。她說她本來就是喜歡挑戰的人，可以跳到氣喘吁吁卻捨不得停，「那是一種很爽的喘。」促使她走向培訓之路的，有一部分竟然是一次打擊。她曾鼓起勇氣詢問另一個舞蹈課的老師，問如果想要受訓需要什麼條件，對方毫不留情地說：「大姐不要吧。」
那句話刺痛了她，卻也以奇特的方式為她保留了動力。後來她遇見了Banai，鼓起勇氣再次開口詢問，得到的答案截然不同：「隨時歡迎，沒有門檻。」Angel說，她從那一刻開始明白，你喜歡的東西，一定要開口去問。「如果不問，可能後面的路就走得不一樣了。」
金魚老師則坦承，從學生跨越成為老師的那段過渡期，有一種難以言說的失落。在台下當學生的時候，她可以完全放縱自己，跟著音樂嗨到忘我，那種感覺她形容像是一種純粹的沉醉。「但當我成為老師之後，我突然找不到那個感覺了。」
她花了一段時間慢慢重新校準自己的位置，練習著在帶領與享受之間找到新的平衡點。直到某一堂課結束，學生跑來說「老師這堂課好好玩」，她才突然發現那個缺口被另一種東西填滿了：成就感。「那一瞬間會瞬間充電，可是十分鐘後又沒電了。」她說，然後笑了起來。
台上發光，台下關機
三位老師在談到「舞台形象」與「私下生活」的落差時，各自給出了迥然不同的答案，卻同樣真實。
Banai說，她在台上是高頻運轉的狀態，那是她的工作，也是她的熱情所在。但一旦下課，她需要完全地關機。「我會非常安靜，不太想講話，也不太想動。」她強調這不是一種悲傷，而是一種自我保護的本能。「你要平衡。台上張力夠了，台下就要讓自己安靜一點。」
金魚老師說得更具體：每一堂課都像是耗盡電池，音樂是唯一能讓她瞬間恢復電量的東西，但課程一結束，就要帶著沉重的疲憊慢慢走回家。
Angel則是截然相反的類型。她坦言自己幾乎沒有「切換」這件事，因為她本身就是一個隨時充滿能量的人。對她來說，Zumba不只是工作，更是生活的一部分，連去倒垃圾她都會穿上品牌服裝出門。「當你的形象是Zumba的時候，學生也會想要跟你一樣。」她說這不是刻意經營，而是一種由內而外的自然流露。
三種截然不同的狀態，卻都在說同一件事：長期給予他人能量的人，必須找到屬於自己的補給方式，無論是關機、是獨處，還是永遠開機。
沒有門檻的地方，才能接住最多人
訪談接近尾聲，Banai說了一句話，讓人久久回味：「Zumba是沒有門檻的課程。」
她說這話的時候，語氣很輕，但重量卻很足。正因為沒有門檻，所以當一個人正在憂鬱中跋涉時，他可以走進來；正因為不需要記舞步，所以那個從未學過舞蹈的素人，不會因為跳錯而羞愧到落荒而逃；正因為每次菜單都不一樣，所以人們願意一次次回來，每一次都像初次抵達一個陌生的國度。
三位老師走過的路，有人是從低谷裡被牽著爬出來的，有人是被一句「大姐不要吧」激出了執念，有人是某天突然在一堆人的歡笑裡發現自己也可以成為那個光源。但她們共同相信的事只有一件：當音樂響起，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就會縮短，而那些無形的重量，在揮灑的汗水裡，會暫時有了出口。
也許這就是Zumba最珍貴的地方。不是那幾個拉丁節奏，不是那套不需要口令的教學系統，而是它讓那麼多原本孤立在各自壓力裡的人，在同一首歌裡，一起動了起來。
by 總編輯 | 4 月 3, 2026 | 生活
陳瑞賓的寶特瓶革命
一位同事在面試新人時，神色凝重地走回辦公室。那位求職者說，他是從小讀《環境資訊電子報》長大的。這句話沒有讓人感到驕傲，卻帶來一種被歲月靜靜淹過的錯愕。陳瑞賓聽到這個故事，笑著說出來，語氣裡有一種說不清楚的滋味——那是二十幾年深耕環境資訊的重量，也是一個人把理想活成日常的代價。
一個從廢棄瓶身開始的漫長追問
台灣人每年製造的寶特瓶數量驚人，但回收率卻是全球數一數二的成績。這個看似矛盾的現象，恰好是陳瑞賓長期關注的核心問題所在。
「回收了之後，然後呢？」
這句話是整個故事的起點。身為自然保育與環境資訊基金會董事長，陳瑞賓與夥伴共同發起了一項名為「瓶到瓶」的倡議計畫，目標是推動台灣的飲料廠商，在2030年前讓市售寶特瓶的瓶身原料中，有30%來自回收再生塑膠。這個數字不是從實驗室精算出來的，而是在政策理想與產業現實之間，被仔細拉扯之後落地的數字。陳瑞兵毫不掩飾這件事：「政府喊100%，大家覺得你在說夢話；只喊10%，又讓人覺得根本沒在認真。」
事實上，這個比例並非台灣獨創，歐盟也針對寶特瓶設定了同樣的2030年目標，並且已預告將在之後逐步提升至50%以上。從國際視野看，台灣的步伐稱不上超前，但至少沒有落後太遠。而支撐這整個方向的更大邏輯，是歐盟正在悄悄推進的一項政策想像：讓寶特瓶成為完全閉鎖的循環材料，回收之後只能再製成寶特瓶，而不是降級成衣服、填充物或抹布。
「一旦降級，它只能再降。」陳瑞賓說這句話時語氣平穩，但其中的惋惜是真實的。
一條被封鎖了二十年的路
然而推動「瓶到瓶」並不是一個單純的環保倡議問題，它首先是一個法律問題。
台灣在二十幾年前曾立法明定：食品包裝容器不得使用再生塑膠。理由是回收的原料不夠乾淨、品質無法保證。這條法規在那個年代有其脈絡，但隨著回收技術的大幅進步，它卻逐漸變成了一堵擋住進步的牆。
陳瑞賓說，他是從報紙上一則可口可樂的新聞才驚覺事情有了轉機。報導說可口可樂已在使用再生寶特瓶。他的第一反應，是直接罵了髒話——「怎麼可能，我知道法規是禁止的。」但追查之後才發現，法規在兩年前已悄然修改。而這場修法背後，據聞是可口可樂花了超過十年的時間，持續遊說環境部與食藥署，才終於鬆動了這道禁令。
台灣現在已有四家廠商取得食藥署認證，可以合法生產食品級的再生塑膠容器，包含寶特瓶。這些廠商的認證流程極為嚴格：他們刻意挑選污染程度較高的回收料進行測試，確認即使在最不理想的條件下，最終成品仍能達到與新料寶特瓶相同的安全標準。兩道認證關卡，缺一不可。
但荒謬的是，這些廠商的產品大多外銷，因為在國內市場，仍有許多業者出於根深柢固的保守心態，寧可偷偷使用，也不敢公開宣傳。「法規禁了二三十年，那個印象已經刻進去了，」陳瑞賓說，「他覺得這件事雖然合法，但講出去不知道消費者怎麼想。」
遊說，而不是施壓
面對這樣的產業氛圍，陳瑞賓選擇了一條與過去環保運動截然不同的路徑。
「以前我們環保團體，都是去罵政府，要求立法處罰。」他說這話時有一種自我解嘲的清醒，「但如果社會的理解跟支持沒有到位，即便立了法，執行也只會打折扣。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我不想再走那條路了。」
於是「瓶到瓶」選擇以倡議和遊說取代施壓，鼓勵廠商自發性地行動。但這條路並不容易走。陳瑞賓坦言，飲料廠商普遍對環保團體抱持高度戒心，寫信過去大多已讀不回，打電話約拜會，對方說很忙。偶爾私下會有人悄悄打聽「你們現在進展到哪裡了」，卻又沒有勇氣公開表態。
他半開玩笑地說出自己的邏輯：「可口可樂做了，你黑松汽水能不做嗎？黑松做了，7-11、全家的自有品牌飲料能不跟嗎？」這不只是道德壓力，更是市場現實——跑在前面的人可以講故事、上新聞、塑造品牌形象；跟在後面的雖然安全，卻只是眾多產品中的一個。
在這場漫長的遊說工程裡，也有令人意外的驚喜。主婦聯盟消費合作社已經推出一款直接使用再生寶特瓶製成容器的紅茶飲料，成為國內第一支公開倡議此事的產品。而家樂福也因為本身在永續領域的深度投入，正積極協助搭橋，嘗試打開廠商對話的空間。
陳瑞賓明白，改變不會一夕之間發生。廠商的顧慮是真實的：再生原料的成本比新料高，產線需要重新調校，供應鏈也必須重新建立。但他的態度始終只有一個問題：「擔心，然後呢？做，還是不做？」
行動本身，就是最有力的答案
從資深憤青到務實倡議者，陳瑞賓走過的這段路，或許正是台灣環保運動正在集體經歷的轉型。罵夠了之後，人必須回到現實，去理解產業的邏輯、政策的節奏、廠商的恐懼，然後找到一條雖然迂迴、卻真正能夠前行的路。
「瓶到瓶」的意義，不只是讓寶特瓶回到寶特瓶這麼簡單。它是一個試圖用最小的力量，撬動一整個產業慣性的支點。當一個從小讀著《環境資訊電子報》長大的年輕人走進辦公室來面試，那份被歲月催老的錯愕背後，藏著的其實是一種深沉的期待——這件事，終於有更多人在乎了。
而在乎，只是開始。行動，才是答案。
by 總編輯 | 4 月 3, 2026 | 親子
從崩潰的新手媽媽，到守護千個家庭睡眠的職人
深夜兩點，民宿老闆娘 Dona 第十七次起身安撫嬰兒床裡哭泣的兒子。他才四個月大，一個晚上能醒來十幾次，每次睡不超過一小時。早上六點，她還得起床為客人準備早餐。
「我索性就不睡了，直接上網狂找方法。」她說，那段時間她在一個心理和情緒都接近崩潰的狀態下，誤打誤撞找到了「嬰兒睡眠顧問」這個她從未聽過的職業。
那一次，改變了她的一生。
第二天就睡過夜了
Dona 花了不菲的費用，請一位應用睡眠顧問手把手帶她三週。她老公第一個反應是：「你是不是被詐騙了？這輩子沒聽過這種職業。」
但三週後，兒子在第二天就睡過夜了。
「我現場雞皮疙瘩都起來了。」她現在回憶起來還是充滿感動。
這個改變太震撼，讓原本就有創業夢的她萌生了一個念頭：我能不能也學這個？她開始搜尋培訓管道，找到了「好眠寶寶」機構——但報名已截止。
她沒有放棄，瘋狂發信給創辦人表達自己的意願和時間優勢（因為民宿業時間彈性），最終感動了對方，擠進了第二屆培訓。六個月的課程、三組實際嬰兒的實習，Dona 完成培訓，成為一名正式的好眠師。
睡眠引導不是「放給他哭」
很多家長聽到「睡眠訓練」，第一個想到的就是百歲派：讓嬰兒哭到睡著。
「我都會先解釋清楚，我們做的是引導，不是訓練。」Dona 說，這兩個字的差異，決定了家長願不願意繼續走下去。
好眠師的工作核心，是三個步驟：作息、環境、告知。
孩子的生理時鐘是真實存在的。你不能讓他睡到中午十點，然後期待他晚上能早早入睡。環境要全黑、安靜。最重要的是，每一個即將發生的事情——媽媽要離開房間、燈要關了——都要提前告知孩子，哪怕他才四個月大，「他聽得懂，他的感官在接收一切。」
Dona 分享了一個讓她印象深刻的個案：一個兩歲五個月的孩子，哄睡每次要花一個半到兩個小時，媽媽同時還有一個六個月的二寶要餵奶。「她告訴我她快不行了，她越晚越累，反而開始害怕睡覺時間來臨。」
睡眠引導第一天，那個孩子衝出房門、躲到廚房垃圾桶後面大哭大鬧，高喊「我要媽媽」。媽媽忍住眼淚，一次又一次把他帶回房間，放到床上，不說多餘的話，轉身離開。
第三天，孩子自己在床上摸著小背背繞圈圈，慢慢睡著了。
「媽媽後來跟我說，她可以悠閒地吃個宵夜了。」Dona 說這句話時，眼角有光。
最大的挑戰：阿公阿嬤的心軟
睡眠引導最難的部分，往往不是孩子，而是大人。
爸爸因為白天工作，和孩子相處時間少，回到家看見孩子哭，第一個本能是心軟。阿公阿嬤更是如此——「你幹嘛讓他這樣哭？」
Dona 說，她在每次引導開始前，必須先做一個完整的家庭訪談，確認所有照顧者都在同一條線上。「我會跟長輩說，就先請你相信我幾天。等你看到成效，你就會知道這不是折磨孩子，是在讓他睡得更好。」
她自己在幫兒子做睡眠訓練時，也會提前跟爸媽說：「等一下可能會哭一下，你們先去外面走走。」
睡眠，是所有好習慣的開始
Dona 深信一件事：睡眠不只是讓孩子休息，而是腦部發展、專注力、情緒穩定的基礎。
「很多家長來找我，說孩子白天精神很差，無法專心。睡眠問題改善之後，孩子的專注力真的變得更強。還有孩子開始學會自己找奶嘴、找安撫玩具，這些獨立性是可以從睡眠開始養成的。」
她也強調，這件事對媽媽本身同樣重要。「當了媽媽之後，心中的小女生好像就不見了。但一旦搞定孩子的睡眠，你的時間就空出來了。你可以開始對自己好。」
這個從民宿老闆娘出發的轉職故事，背後是一個核心信念：睡眠，是所有生活品格的起點。
目前 Dona 提供免費諮詢服務，也歡迎孩子還在三個月大時就提前預約，做預防性的睡眠規劃。她從新竹坐車到台北錄這集 Podcast 時，孩子在家獨自入睡，靜靜地等她回來。
有時候，一個好好的覺，能改變的比你想像的還要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