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捲髮女孩的國際啟蒙，從阿公的500元獎金開始

泳池畔的閒聊，往往比正式的訪談更接近一個人的真實輪廓。主持人說，每週只見她一次，但每次見面，她身上總有新的故事正在發生。直到某天終於把她「從水裡挖出來」，坐進錄音室，才發現眼前這位被孩子們喚作「捲毛老師」的人，藏著的不只是五種語言，而是一整個家族如何用語言與文化，回應時代洪流的深刻故事。

阿公的獎金與阿嬤的電視劇：語言從家開始

捲毛老師本名陳怡君，英文名字Yichun，正是中文名的音譯。她堅持用這個名字，不是固執，而是一種文化立場。「我不喜歡別人叫我Mary或Julia，」她說，「畢竟我還是台灣人。」這份對自我身份的篤定，或許早在童年的餐桌與客廳裡就已種下根基。

她的語言地圖，是由一個極有先見之明的阿公，和一台永遠鎖定29頻道的電視機共同繪製的。家裡有一條家規：日文檢定通過，阿公親自發獎金，金額不多，大約五百元，但那份儀式感讓語言學習從義務變成了探險。而台語，則是另一種更生活化的訓練——與阿公阿嬤說話若不用台語，她們會直接裝作聽不見。陪阿嬤看《台灣霹靂火》，不是娛樂，是沉浸式學習。

「現在很多家長問我，怎麼讓孩子同時精通第二外語，」捲毛老師說，「我覺得我們家這條家規，就是最好的答案。」

就這樣，國語、英語、日語、台語在她的童年裡層層疊加；大學唸外語系後選修西班牙文，成年後又修習韓文。加上台語，是六種語言；不計台語，也是五種。但她最想強調的，其實是台語的那一種。「台語不像中文或英文有文字記載，它完全靠口耳相傳，」她語氣認真起來，「民謠、老一輩才說的俚語，那些叫做『時髦』的詞，我媽媽那輩還記得，再過一代可能真的就消失了。」

家族的文化底蘊，還不只是語言。她的奶奶今年一百零五歲，仍然每天走路去老屋喝咖啡，還收到縣市政府頒發的長壽獎狀。日據時代走過來的那一代，見識過苦難，也因此對教育有一種宏觀的執著。假期鼓勵孩子申請交換學生，「趁你還有雙腿、還沒有房貸的時候，去向世界走看看。」這句話，後來真的改變了一個女孩的軌跡。

16歲，站上140個國家面前為台灣說話

高中時期，捲毛老師被選為台灣青年大使，代表台北市，前往鳳凰城參加由姊妹市主辦的國際青年論壇，現場齊聚來自140個國家的青年代表。她那時未滿18歲，卻必須在三分鐘的簡報時間內，對著世界說清楚台灣是誰。

出發前，培訓課程密集而全面：台灣政治體制的解說、繁體字的來由、書法、中國結、旗袍、二胡，甚至還練過舞龍舞獅——雖然最終因為「實在太難運出去」而放棄。除此之外，她還要和隊友研究如何在異鄉的廚房裡炸春捲、炒麵、炒飯，有人提議做滷牛肉，被大家聯手否決。

挑戰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來臨。就在她做簡報當天，對岸的代表當場提出抗議。那一刻沒有教練在旁，沒有腳本可以翻查，只有她和一張放大的地圖。「我把地圖展示出來，告訴她們台灣和中國大陸是沒有連在一起的，」她平靜說著，語氣裡藏著年輕時的那股從容，「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有自己的政府、自己的貨幣、自己的護照、自己的法治體系，我們全部都有。」

這段經歷，讓她理解了一件事：表達能力從來不只是語言問題。她後來教孩子英文，總會告訴那些說「我沒辦法表達一個完整句子」的學生：「你把最重要的key point說出來，主詞、動詞、你想說的事，這樣就好了。」這個道理，她是在十六歲、面對140個國家的目光時，用全身去學會的。

資源從來不缺，缺的是被看見的眼睛

訪談轉向一個更實際的問題：對於沒有雄厚家境的孩子，出國、拓展視野，真的是有錢人的專利嗎？

捲毛老師搖頭。她說，台灣其實有非常豐富的公部門資源，只是大多數家長不知道從哪裡找。外交部網站分青年組與非青年組，分別對應大學生與國高中生；學校與姊妹校的交換計畫，往往包含住宿家庭安排，費用遠低於坊間遊學團；科學競賽、數學競賽、樂高競賽，只要得到前幾名，也可以成為申請特殊交換機會的敲門磚。外交替代役的管道，更讓男生在無需特定語言背景的情況下，以農業、工程、影像等專業，前往邦交國服務，等同以另一種方式出使海外。

「台灣外交部在未來新興學子這塊，其實投入了非常多資源，」她說，「我真心覺得，如果有家長希望孩子能夠走出去，ICDF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非常值得去看看。」

她話鋒一轉，也對當下的教養焦慮提出了自己的觀察。那些花大錢送孩子去精心安排好行程的夏令營，固然能讓孩子暫時離開父母、獨立生活，但它終究是一個被設計好的場景。真正的成長，往往發生在沒有劇本的時刻——就像她十六歲時，面對那張被人挑戰的地圖，一個人決定要怎麼說話。

興趣是一種方向，付出才是真正的路

訪談接近尾聲，主持人問起了捲毛老師人生軌跡最令人好奇的部分：一個精通多國語言、做過青年外交、接觸過國際貿易的人，為什麼後來成了游泳教練，又成了英文老師？

她沉吟了一下，說起高中時做過的一份研究報告。那份報告探討的是歐洲的福利制度與升學體制——在那些國家，選擇當木工的孩子，不會比大學教授賺得少；國家的制度能夠平衡不同職業的尊嚴與價值。她說，那讓她開始思考：如果興趣在別的國家可以變成職業，那她的興趣又是什麼？

「我不屈就於只有一個語言，」她說，「我有興趣的事，我就開始付出心力。」

這句話簡單，卻說明了她為什麼是現在這個樣子：不是因為什麼都會，而是因為凡是有興趣，就真的去做、去學、去走進去。游泳池、錄音室、外交舞台、語言教室，對她來說，都是同一件事的不同場景——把自己全部交出去，然後看看能帶回什麼。

有些人的人生，讀起來像一份令人羨慕的履歷；但捲毛老師的故事，讀完之後留下的是另一種感受——那是一個家族跨越時代的傳承，從日據時代的阿公、百歲的阿嬤，流淌到一個捲著頭髮、站在140個國家面前說「台灣主權獨立」的女孩身上。語言是她的工具，但驅動她的，是對這片土地和這個世界始終未曾熄滅的好奇。

也許，這才是最難教、也最值得學的一件事。